赏罚的功效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关键看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如果做不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那么就谈不到“赏一劝百，罚一惩众”的作用；如果赏罚随意，不高兴时该赏也不赏，高兴时该罚也不罚，那就不但得不到赏罚的正作用，还会带来副作用。所以，古人常常把能不能做到信赏必罚，作为判断事情能不能成功的根据。

对于赏罚的功效和信赏必罚的作用，历代比较精明的君主和有识之士大都有所认识，有的还能自觉地将赏罚用于用人治国的实践中，并不断地总结经验。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隋朝为鉴，思考治国方法的得失。贞观四年（630年）七月的一天，他与房玄龄等人谈论隋文帝的治国方法。房玄龄等感觉隋文帝勤于朝政，不辞辛苦，应该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却说不对，指出隋文帝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决定的做法，并不是好办法，而是败亡之道。唐太宗说自己正确的办法是：首先用好人才，“选拔天下贤才，各安排一定官职，让他们考虑如何治理国家，各司其职”；然后是管好人才，“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竭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呢？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认为，选好人才之后，只要做到信赏必罚，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有些朝代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君主都不懂得用好奖善惩恶、赏功罚罪这一治国利器。

由此可知，赏罚的功效，主要的不在于受赏者本人受到鼓励，受罚者本人受到惩治，而在于教育众人，使相关群体和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受到激励或者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