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大多自幼熟读经、史、子、集，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入朝为官，实现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由于长年读书的习惯使然，大凡为官者皆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期间也依然手不释卷。

古代官员的正式休假约始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政府官员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天，称为“休沐”。汉代官员日常办公和生活必须留居官署，只有在休假时才可抛开政务读书，阅读的范围涵盖诸子百家经典。汉武帝时将是否通达儒学看作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汉代官员闲时争相阅读的则是一本《孝经》。盖因汉以“孝”治天下，政府选官用吏也以“孝廉”来衡量。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行宝典《孝经》奉为休假必修课。

唐代延续汉时的休假制度。随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唐政府一方面将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一休的“旬休”，另一方面，动不动就给官员放长假，既有给假七天的元旦、冬至、清明三个“黄金周”，还有给假三天的中秋、夏至、腊日，至于给假一天的节日则多达二十余个。唐代的休假繁多，无疑是官员文士的福音。官员们往往选择寄情自然，在山水田园中饮酒唱和，吟诗作赋，无形中推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和散文的发展，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即为唐代山水田园散文的代表。盛唐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股好学之风，朝野上下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晚年任大唐“组织部长”的大文学家韩愈也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而中唐时代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偷偷读官书，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则堪称官员读书的“励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