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实现的。考核的方法是，一切官吏由其上级将他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整理出来，对该部门的全体官员通读一遍，听取意见，议其优劣，而后确定应该评的等级，评定以后，集中送交吏部；吏部考核也不能一家独断，还有校考与监考，吏部尚书属尚书都省领导，所以尚书都省又要选地位威望俱高的京官二人，一人校朝官考，另一人校外省官考；又由于一切行政官僚均属尚书都省领导，考核如仅在尚书都省内部，仍然难免于一家独断，所以，再由地位上与尚书都省平列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各派主要官僚一人，分别监督朝官与外省官之考；考核结论作出来以后，京官需将结论与本人见面，外省官不可能逐一与本人见面，则需将结论材料送京。另外，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均与负责考核的人，同其功过。

考核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和“勾检制”。“四善二十七最”的四善是：“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是对一切官吏的共同考核标准。

“四善二十七最”的二十七最是：将所有官职的性质，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再进一步提出一种具体的考核标准来。例如，对近侍官的考核标准是，“献替可否，拾遗补缺”，就是说，能不能向皇帝提出意见，以及意见的水平、分量如何；再如司法官的考核标准是，“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亦即呈实调查清楚与执法公平问题，这类标准恰当、明白，具有可操作性。余可类推。每年一次的这种考核，显然，对于广大官吏，是既有鼓励，又有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