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休假制度更为完善，一年下来竟然可以带薪休假一百二十多天。宋代君臣假期读书之风氛围浓厚，宋太宗和真宗尤爱读史书，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至于一代名相赵普、范仲淹等，则更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元人脱脱所著《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官员不仅喜欢读书，有的也将自己为官理政的经验写成书公开出版，如南宋司法干部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可谓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但宋代过多的节假，不免使得官员队伍涣散，影响工作效率。为此龙图阁学士包拯专门给宋仁宗上了道奏折，建议中央削减七天长假，同时要求官员在休假期间熟读经典，体察民生。

明代较之前朝逐渐减少乃至取消了“旬休”制度，官员的全年休假压缩至五十多天。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将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员可休养生息不奏朝事，民间的放灯饮酒作乐也不干涉，以此“永为定例”。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格外受帝王的青睐。明代虽然节假减少，但官员士大夫休假期间的社会交往频繁，这种社会交往又常常与读书讲学，讽议时政相关。官员因政治立场观点而群聚纵谈，品评人物，裁量政治是非，于是形成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舆论，这种舆论由于是众人共同商议讨论的结果，能对朝政施以影响，是以称之为“清议”或者“公议”。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