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五四知识分子，对青年的看法其实是有着很深的忧虑的。中国是文明古国，固然可以引以为豪，但青年也就不免因袭着历史的重负。所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开篇就讲，“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鲁迅说“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朱自清在《论青年》一文中则说：“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

 

　　历史经验是充满智慧的。在新的世纪，我们依旧能看到青年身上“暮气”和“锐气”的分歧，甚至较一个世纪前更为尖锐。一方面，是“五四”的研究者钱理群的批评：现在的大学培养的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较有影响的毕业典礼讲话，他说，复旦培养的，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自由”如陈寅恪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而“无用”，则是指“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因此，面对“五四”遗产，当今的青年其实需要切实地反思：在一个容易急功近利的环境里，我们应葆有梦想，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力行；要去暮气而取锐气，同时在锐气中形成沉潜的理性。这才是青年之福、国家之福，也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的最佳方式。   （刘志权）

 

（来源：京华时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