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本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最近却由于江苏拟立法禁止子女“啃老”，重新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日前，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就《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不得不承认，将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写入法律，相关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该条例也区分了几种“啃老”现象，限制的是那些消极、恶意的“啃老”，老人自愿给子女财物上的帮助是可以的，“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为买房求援父母也不算“啃老”，并不触犯该条法规。只是，如何界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如何界定“消极、恶意的‘啃老’”？

 

　　之所以“啃老”现象如此普遍，是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从社会因素分析，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上升，导致独立生活的成本增大，使得一些无力承担的年轻人转向父母伸手求援；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现状下，年轻人就业总体上是个问题。从制度因素看，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钩，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高学历人才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缺憾及不完善，也成为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在成年后“啃老”的现实土壤。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如此高的“啃老”比例也充分说明：“啃老”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