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之前中央党校的党性教育

　　1942年7月初，中央党校的整风转入党风学习阶段。学员们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在1941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在遵义会议前提出来？在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的锻炼？7月14日，任弼时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他指出：“过去在党内党性锻炼是一般地提出过，而不是把它当作特殊问题提出的。过去各地党校或训练班都有一门功课——党的建设，这就是党的教育和党性的锻炼；过去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党性教育，是在实际斗争中间锻炼每个同志的党性。”正如任弼时所言，整风运动之前，党的建设课是党校对学员进行党性教育的主课，是在非运动状态下对学员进行党性的启蒙和再教育的主要途径。

　　党校主要领导讲授必修课

　　从1925年10月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一个党校——北京党校开始，“党的建设”就是必修课程之一，由时任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陈乔年讲授。北京党校的校长是罗亦农，时任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粤区宣传部长，代表粤区到北京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即被留下来主持党校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2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举办了三期中央训练班。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杨殷、项英等担任教员和指导员。周恩来“主持审定讲课提纲并讲授‘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向各地中共党组织和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政工干部。”

　　1933年3月13日在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局党校）的办学宗旨特别注重学员的党性锻炼，强调：“一是要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二要学习马列主义，总结亲身革命经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三要锻炼思想意识，洗掉旧社会带来的脏东西，使大家能适应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做出贡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任校长任弼时讲授“中共党史”。第三任校长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课程。教务处长罗明参与编写了“党的建设”教材，并讲授了部分课程。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复校后，开了四门课：“党的建设”（李维汉）、“苏维埃建设”（董必武）、“政治常识”（成仿吾）、“游击战争”（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学员罗炳辉和赖传珠）。当时校长是董必武，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长，分管党校，仍然讲“党的建设”课。

　　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讲“党的建设”和“中国问题”两门课程。有学员回忆，李维汉“讲课要求很严，每次必定提问，若回答不出来，让你去看书后再回答，大家对他讲课都有些害怕。”

　　康生任校长时住在中央社会部，周六到党校，周日就走了。“党的建设”课由刘锡五、王鹤寿讲，他们都在中组部工作。王鹤寿曾经是1925年北京党校的学员，又是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成员。

　　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中央党校半年制班开设“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军事”“党内教育”（读党报听大报告及党的策略路线教育）六门课程。总课时432小时，党建占120小时，党内教育216小时，其余各课皆70小时左右。当时的校长陈云、副校长谢觉哉都讲过“党的建设”课。陈云的讲授提纲经过中共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讨论。谢觉哉的党建课提纲约17000字，在《谢觉哉日记》一书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邓发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也给学员讲“党的建设”课，一周一次，在礼堂讲，全校学员听，讲一次讨论一次。他讲课深入浅出，材料丰富，实例生动，深受学员欢迎。

　　194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党校主要“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招收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开设“马列主义”“中国通史”“党的建设”“策略时事”四类课程，由党的领袖和著名专家授课，学制两年。“消息传出后，轰动延安，争相投报入校。”但是，这个教学计划只执行了不到两个月，全校即转入整风学习。

　　接地气的党建课内容

　　陈延年讲党建课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中央训练班的“党的建设”课在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课程纲要”中，名为“组织问题”，其内容有：党的组织原则；中共之历史的环境；现在全国组织的概况及其弱点；现在党内组织上的中心任务；组织问题中的错误倾向及其危险；地方党部；党团在群众中的组织方式。最后是问题与回答。

　　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中央党校一年制班的党建课内容与课时如下：“共产党4次、党员3次、组织原则4次、组织领导与群众工作4次、宣传教育与党报发行工作4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3次、干部政策3次、两条路线斗争4次、军队中的党的工作3次、政府工作3次，共38次114小时。讨论质疑每讲二次共66小时”。陈云的讲授提纲包括《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支部工作》《党员》《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工作与领导方式》六讲。谢觉哉的党建课提纲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共产生的特点、中共任务、党员、民主集中制、支部六章。

　　1941年底“中央党校教学计划草案”详细列出每门课的内容、任课教员、学习时间，有的课还列出必读书目。其中“党的建设”分二十章，由洛甫、邓发、王若飞、陈云、任弼时、毛泽东、康生、谭政、李富春、冯文彬、王明、蔡畅等讲授，占总学习时间13%强。

　　综上所述，当年中央党校的“党的建设”课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党的教育和党性锻炼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员们能够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原则、党纪党规，以及党的各项工作的政策策略和方法，达到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坚定革命信念的目的。

　　具象的好党员标准

　　党组织的号召力，不仅来源于纲领路线的正确，也来自于党员的影响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弱到强，最终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取得执政党的地位，是和大多数党员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分不开的。而党员的优秀与否，又是和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分不开的。

　　当年的党建课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原则的讲授上，还具体细致告诉学员应当怎样做一个好党员。谢觉哉的党建课讲授提纲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样本。其“党员”一章包括九节：“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争论、入党资格、入党手续、吸收党员的对象、吸收方法、党员与党的关系、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怎样做个好党员、党员被捕后应采取的态度”。

　　每一节又分若干条。比如“怎样做个好党员”一节有八条：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屈不挠；严守党的纪律；党员要做群众的模范；党员的道德；养成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永不叛党。每一条又有许多具体内容，比如“严守党的纪律”一条含6点。

　　仅仅从这些简短的讲授要点，我们已经可以想见当年谢觉哉讲课的具体与生动。他的课对学员的教育是细致入微的，是终生受益的。

　　今天的许多党员虽然文化程度高，见多识广，能说会道。但最缺乏的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有些人已经做了党的高官，却并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好党员。他们只想获取做一个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意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甚至以权谋私，违法犯罪，失去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底线。中国古代先贤特别强调要做大事得先从自我修养做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连自己都管不住，连家属子女都管不好，还谈什么治国理政？

　　因此，发扬“党的建设”课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党员自身人格修养的优良传统，在讲授党建理论的同时，探讨党在各方面工作的现状与对策，讲好“怎样做一个好党员”，促使学员“三省吾身”，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