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提升干部理论水平的成功范例：延安大学习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力量的逐渐发展壮大，不断推进革命事业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的全党范围的大学习，就是党的历史上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干部理论水平、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的一个成功范例。

　　延安大学习是与党中央“建设大党”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今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演说中，又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大党”的理念。他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可见，此次大学习，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而发起的。延安大学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8年10月至1939年12月，学习动员和兴起阶段

　　在该阶段中，党中央对学习的内容、方法和机制作出了详细规定，学习在各学校、机关单位初步展开。1939年，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后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以加强统一领导。中央作出指示，强调“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的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具体说来，在有关学习的内容、方法和机制上，“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要坚持“每日二小时学习制”，“理论与实际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同时，“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对此，李维汉强调，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学习一些初级、中级、高级课程。初级的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游击战争与社会科学常识；中级的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的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与军事理论。陈云对理论学习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读书要做笔记”，“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等。在这种详细的引导布置安排下，大学习得以顺利开展起来。如边区政府就根据每一个同志的文化水平，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学习联共党史，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解放》上发表的专论和社论，参加讨论的同志，发言非常积极。此外，各中央直属学校、八路军政治部、后方勤务部、统战部等单位均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采取开展学习检查、成立学习委员会、工作生产学习军事化等不同方式，推动学习顺利进行。

　　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学习正规化和提高学习质量阶段

　　在学习正规化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指示进一步规范了学习的主要课程，规定：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2月15日，党中央再次作出指示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指示还对不同层次党校的学习内容、学习计划、学习时间等作出了详细安排。为专门规范在职干部的教育活动，党中央发出了补充指示，要求将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分为四类，其中，甲类的课程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则是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则包含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将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党中央的指示还规定了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党中央明确指出，“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为此，必须培养干部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加大学习各种具体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力度，同时注重编辑与出版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在该阶段中，加强策略教育、增进干部的学习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党中央在相关决定和指示中强调，“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此外，组织开展学习检查、系统总结学习经验对推动深入学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7月1日，李维汉对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的学习经验进行了总结；几乎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直属队、陕北公学等单位也相继开展了学习经验总结会。通过学习检查和经验总结，明确了成绩和缺陷，规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改革和完善阶段

　　鉴于大学习开展以来延安干部学校中存在的分工、职责不明确的情况，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主要“培养党的理论干部”；中央党校主要“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军事学院主要“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主要“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1942年2月28日，中央又颁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应以在职干部教育为主体，它“应该是第一位的”。决定同时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类为范围。在中央上述决定的指导下，延安大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干部学习更加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延安大学习在延安整风全面开始后，被纳入到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总体上看，这次大学习是党的学习史、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大学习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大大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的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员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干。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还有的学员回忆说：“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它不仅使学员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而且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但如此，这次大学习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延安大学习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在学习中坚持和实行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方法，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对学习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建立和完善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包括党校在内的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建设大党”中的作用等，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学习型政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