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主动性。自中美建交以来，由于力量上处于弱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经常保持战略上的“守势”，在对美政策上习惯于提出“否定性”要求，即美国“不要做什么”，比如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较少主动塑造外交议题，设置外交议程，要求美国“主动做什么”。而在强调“妥善处理”中美分歧的同时增加了“有效管控”的表述，无疑在政策的主动性方面加重了分量，实际上是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属于主动设置中美外交议程的范畴。这样动议要求双方应该强化管理和控制的意识，在分歧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积极主动地加以管理，或对已经出现的常规性分歧进行有效控制，降低两国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极力避免中美走向对抗甚至战争的状态。

    四是挑战性。相比外交斗争的目标单一性和方式的确定性，“管控分歧”的难度更高，实施起来更具有挑战性。不仅目标的确定、手段的选择需要慎重把握，而且需要避免各种分歧的议题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在施展空间上，不仅要关注对方、指向对方、作用于对方，而且还要把握好自身国内复杂的利益集团的关系，引导好国内社会主流舆论的倾向，甚至还要处理好复杂的国际关系，营造有利于“管控分歧”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