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的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以《思想“污染”,人生“雾霾”》为题,披露了福建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的腐败历程。文章称,王国长本应尽心竭力,顺应群众心愿,守护一方蓝天碧水,但他因思想已被“污染”,执意走进自己营造的“雾霾”人生。文章中一个颇引人关注的细节是:王国长在写忏悔书时,还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

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一直以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去年12月《法制晚报》的一则报道称,记者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发现,有多名落马官员曾公开表示忏悔,包括当庭发表自白、书写悔过书等。其中,近六成人撰文回顾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趣的是,落马官员的忏悔书最常见的开头是“我是农民的儿子。”如此雷同的说辞,当然是以“痛说家史”来博取同情,也是对农民的变相歧视,但它们显然都不及“落马官员要求提供忏悔书样本”那样令人震惊。

一则令人莫名惊诧的“要求提供忏悔书样本”的新闻,读来令人心情复杂。倘若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听不到心跳、看不到灵魂,这种忏悔书有何现实价值?而如此无理要求又从何而来?即便只是用常识来分析,它亦可能有着多重成因。譬如,落马官员并无真正忏悔的意思；譬如,官员落马之前的文字类工作多由秘书或下级代劳,官员亲自撰写忏悔书力不从心。不过在我看来,落马官员之所以要求提供忏悔书样本,更大的缘由可能在于不少贪腐官员都有相似的堕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