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云南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其中，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赵仕永都公然以公款报销，人们称他“报销王”（见2010年4月19日《昆明日报》）；山西省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原党委书记邓军生也是此种另类，2004年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六年。邓的主要敛财套路是利用职权“报销”发票，被当地人讥讽为“报销书记”。（见2004年12月1日《检察日报》）

 

　　不可否认，同类型贪官还有一串名字。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有三：一是公私不分，认为当官的个人生活费用应该由公家埋单，实行“公包”；二是自报自批，仅做“发票文章”，不用求别人就能把事办成；三是监督机制薄弱，无人能阻止他们的腐败行径。

 

　　从马红妹到胡青延，时间跨越了十三年，可是她们是一个“模具”里长出来的，从“理直气壮”到大伸其手，从自己审批到自己得钱，“连续剧”的主人公名字不同，脸谱和动作却像是后者克隆前者。

 

　　笔者不相信胡青延们已经掌握了克隆术，但可以证明一个问题，同类型地腐败能够长时间的反复出现，表明“前车之覆”没有成为“后车之鉴”。在胡青延的所在单位，什么责任状签订、制度上墙、廉政讲堂等形式，统统不起作用，惟有“一把手”的签字笔“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