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君子之间的交往标榜“淡若水”，注重精神和灵魂的碰触交流，摒弃一切恶俗陋习。而“若水”的交往向度在成就君子的个体道德时，亦对社会群体的普遍交往作了垂范，成为古人追寻道德完美和高尚情操的标杆向度。

　　其实，“若水”之交不仅适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官”与“权”间的关系。相传，尧被拥立为帝后将“权力”的接力棒让于舜，舜退位后又让位于治水有功的禹，这就是史所美誉的“禅让制”。“禅让制”中“官”对“权”不巧取豪夺，不为己谋利，“权”亦凝聚意志，发挥力量，最终“官”以责任心和使命感将“权”的能量造福于苍生。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官”与“权”最早的本色演义及完美结合，而后，这种正向积极的关系造就了无数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为官者，如包拯、于成龙、周恩来、杨善洲等等。这样一批批为官者，他们成为时代的激浊扬清者，成为为官的坐标垂范，在历史长河留下浓墨重彩一笔，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相反，与“若水”的交往境界相比，有一部分为官者与“权力”间形成的是狼与狈或是主与仆的关系。就像石崇、和珅、谷俊山、刘志军等巨贪，依“官”身份，靠“权”谋利，不仅攫取了巨大社会财富，还使“权力”积极向善的形象受到消解，乃至在某些人潜意识里“权力”一词与“贪腐”划了等号。毫无疑问，这种畸形关系一旦形成，为官者就失去了匡正扶贫、一心为民的初心，手中“权力”就成了不义护身和谋利工具，而本无自纠自正属性的“权力”也就无所谓社会公平正义和国计民生，进而产生侵蚀和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