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公款吃喝之所以盛行，并非官员肚里的“酒虫”作怪，而是他们头脑中的“酒桌迷信”在起作用。而乞灵于酒桌来达成各种心照不宣的利益输送或交换，是因为这种“迷信”在现实中常常管用，以致某种程度上，酒桌俨然成了一些官员的第二“谈判桌”、第二“办公场所”。酒在中国人的饭桌上本就起着润滑作用，在官场文化中更成为一个奇特元素。“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这就是“酒桌迷信”的现实逻辑。

 

　　而要破除这种“酒桌迷信”，恐怕别无他法，除了严令这种液体在公务接待中少出现、不出现和违规必究，除了让“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常态化、制度化，还必须逐步消除“酒桌办事”的强大“魔力”，剥去附着于酒桌之上的扭曲功能。

 

　　要让关系和人情在我们的政治生活、行政运作中发挥不了作用，让规则和程序真正说话。要简政放权，让伸得太长的权力之手缩回去。要给那些不受有效约束的权力戴上紧箍，套上辔头。要管好各级财政预算，让各级人大对“钱袋子”真正把关、审批，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如此，酒风可刹，酒“瘾”可戒。否则，就算“酒桌”遇冷，也会换作其他各种“桌”盛行。

 

　　对公款吃喝的酒桌宣战，对官场生态和一些官员头脑中的“酒桌迷信”宣战，虽然没有硝烟，但显然毫不轻松，任重道远。   （包丽敏）

 

（来源：中国青年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