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社会救助真正有了制度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广东孝子，南粤骄傲！”“你的孝心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全国少年的好榜样。”“这样有责任心有孝心的孩子，可以影响和教育一大批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油！”……

 

　　连日来，河源13岁少年骆伟科为救病母徒步300公里到广州擦鞋筹款一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30万元。目前，骆妈妈成功进行了脑肿瘤切除手术，而关于骆伟科和姐姐的读书问题，也有人表示愿做他们的“爱心妈妈”，资助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直到能够独立生活。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然而，当我们对13岁少年的道德充满礼赞时，当我们庆幸问题得到解决时，当我们为社会爱心温暖这对母子而感到欣慰时，更需要关注这样一个现实：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因“媒体关注”而解决问题的特困家庭。这些年来，从“暴走妈妈”到“跪行捐助”，不同困难个体困境的改善，往往是因媒体关注才变得幸运。“媒体报道—领导重视—社会行动—问题解决”，这样的模式固然有效，毕竟充满偶然。它折射的，其实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

 

　　换言之，媒体所能关注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依然有更多类似现象：一些家庭因成员罹患重症，很可能就一夜返贫；高昂的医药费，常使刚刚脱贫的农村家庭悲痛欲绝；因为贫穷困顿而形成的超低抗风险能力，直接导致了一些家庭解体……在面对这些遭遇时，如果仅仅依靠个体力量去抗衡，固然令人感动，却注定充满辛酸甚至酿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