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阀”。这位年近七旬的昆虫学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连昆虫没有足够的食料都难以生存，而这位病弱的老人却长期食不果腹。有一次，他饥饿难忍，颤颤抖抖地去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来。接着，“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一阵哈哈的狞笑声中跌落河里。就这样，这位享有盛名的学者，被一种他从未研究过的“毒虫”折磨死了。动物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在浩劫来临前就离开人世，但仍逃脱不了死后受蹂躏的恶运，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搬出来“杀鸡儆猴”；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给用铁锤砸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主要因为他们发表了触犯《圣经》、不容于人们愚昧偏见的学说，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国，一些早为人类文明史所证明的常识，也会成为讨伐的对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办了个《自然辩证法杂志》，搜罗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造反”。这家杂志的一个把关人连数学上“无限大”的符号“∞”都不认识，审稿时质问为什么要把“８”字横写。就是这么一伙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终于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论”，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把爱因斯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振振有辞地说，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遗传学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孟德尔划为“剥削阶级的代表”。这个反革命集团好比一个石磙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园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撞倒树木，摧毁花草；把泥土压硬压实，使任何种子都难以萌芽生长。科研单位被撤销，科研人员下放改造，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馆站停办，文化古迹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面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他们有的在监狱里进行科研，有的在“牛棚”里从事创作，有的在专政队苦练台步……尽管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仍然无法填补林彪、“四人帮”在光照千古的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四人帮”却把启蒙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死敌。无休止的动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国三亿多青少年丧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江青一伙还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园地上斩草除根，宣称学校只需设一个“斗走资派专业”，大反智育。那十年对文化悠久的中国是一次大反动、大倒退。它摧残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高尚的精神文明。那时，无知不为耻，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动”，结帮夺权叫“造反精神”。行凶、抢劫、无赖、欺诈、告密、伪证，象“虎列拉”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每个时代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恩格斯赞扬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人们将如何评价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呢？说它“是一个需要罪犯而且产生了罪犯——在残酷野蛮、愚昧和无知方面，在只有兽性而没有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时代！”这也许是符合事实的确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