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  

作者：穆青  孟宪俊

冀中平原上的蠡县辛兴村，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羡慕。

在这里，宽敞、明亮的新式农舍，一排接着一排，一栋连着一栋。那些造价几十万元的别墅式小楼，更显出辛兴人的气派。一些人家不仅摆着时兴的家具，还铺着彩色地毯。

全村拥有各类私人轿车39 辆。 

这个共有6700口人的村庄，建起了57家工厂。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粮食亩产800公斤。1990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2亿元，人均收人2700元。 

村头，一个占地70亩的化纤毛线市场，已成为辛兴的“聚宝盆”。四方涌来的购销人员，每天多达一两万人，平均日交易额300多万元。 

现代化的文化活动中心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给村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家大事，世界风云，成了辛兴人关注的话题。 

这情景，如果出现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出现在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华北腹地，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向当地人问起这一切，他们都深情地谈起了老支书阎建章。 

“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事情要从1977年7月1日说起。 

这天一大早，村上小学校的院内院外就站满了人，选举村支部书记的党员大会正在这里举行。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只是选支部书记，更是在决定辛兴村未来的命运。

消息传出来了：120名党员一致选举阎建章为村党支部书记。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地兴高采烈。 

从冀中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到“文革”开始，阎建章一直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战事年代，他领导群众打游击，敌人曾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走资派 ”，含泪离开了支书岗位。20多年时间，辛兴的盛衰起落， 把他和群众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他的心是通着人民的。 

第二天，他感触万端地来到了大队部。这里的房子是他亲手修建的。“文革”前的十几年间，他和战友们在这所房子里领导全村人民治盐碱地，建丰产田，上技术课，红红火火地度过了不知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今天，这里却变得这么冷清：年久失修的房子裂痕纵横，门窗上破旧的窗纸在沙沙作响。办公室内，地上堆着垃圾，墙上挂着蛛网。只有老会计还守在那张已经很破旧的办公桌旁。 

阎建章问他：“队里还有多少钱？ ”

老会计拉开抽屉，找出了一枚硬币，说：“只有这两分钱。”

阎建章愣了。他知道，十年动乱把辛兴折腾苦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穷到这个份儿上。 

老会计又说：“库存现金是二分，实际上欠银行贷款是42万。”

一切都不必再问了，阎建章心里明明白白。眼下村里粮食亩产100多公斤，一个劳力一天只挣一角二分钱。生产队粮仓空空，社员饭桌上每日两稀一干：稀的可以数出米粒来，干的是红薯和菜窝窝。全村还有300多户人家在外讨饭。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阎建章面前就是这样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老贫农王眼章找他发牢骚：“从前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打仗的时候，你是党支书。你叫我出钱出粮，我饿着肚子也往外拿；你说出担架，我站起来就走；你说给咱的队伍送东西，我马上套车。我图啥？图的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万没想到，解放好多年了，闹得连肚子都填不饱，真叫人寒心。”

当年和他在地道里战斗过几个春秋的崔春峰，拉着阎建章的手，眼含热泪说：“建章啊，俺什么都不想，往后你能让大伙吃饱红薯，俺就知足啦。”

听了这些话，阎建章流泪了。干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至今还让全村吃不饱，作为一个党支书，再没有比这更刺痛他的心了。 

他永远也忘不了十岁那年，父亲惨死在天津一家工厂里，母亲拉着他们要饭，妹妹病饿而死，两岁多的弟弟被卖到山西。正是为了使自己和天下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才参加了共产党。他也不会忘记，在革命战争年月里，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不知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乡亲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他深感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在支委会上，在党员大会上，阎建章曾多少次激动地说：“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发展起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带领群众富起来，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这发自一个老共产党员内心的声音，像春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给穷困的辛兴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改革开放是个大舞台，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戏。”

乡亲们的知心话，辛兴艰难的日子，使阎建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他以十倍的辛苦工作着。除草灭荒，挖沟排水，他抢在前头。耕地、播种、田间管理，样样农活他都过细地安排。5000亩棉田是全村的“银行”，群众打油买盐全指望它，棉籽一下地，他每天都要去看一次，扒开浮土，仔细地察看棉籽是否发了芽。浇麦季节，他日夜巡视在田间地头，用步子丈量着每一块麦地。谁家浇了多少，谁家还有多少没有浇，他心里都一清二楚。 

村头小河里来了大水，小桥被冲垮了。他第一个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带着大伙抢修。村子里打井，他在井口搭起窝棚，和大家一起吃住，一起下井。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是群众生活依然困难。 

他思索着：全村6000多口人，在人均只有一亩多一点的土地上绣花，绣得再好也只能混个温饱。如果不放开手脚发展工副业，把农民中蕴藏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讲富民，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他去到北京，向几个老战友倾吐了自己富民的愿望。人们告诉他，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当时具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沉思考。 

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合成纤维厂买回了5公斤氯纶，用弹棉花的旧弓弦弹好，交给村里的几个纺线能手试纺，居然纺出了很好的氯纶毛线。 

阎建章喜出望外。他像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把毛线捧给大家看。他和几名支委变卖家私，求亲靠友，集资1200元，很快带领全村搞起了纺毛线的副业。一年半时间，他们竟用手摇纺车纺出了100吨氯纶毛线。 

这件事给辛兴带来了希望。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一一他们的毛线积压了。看着一捆捆凝结着大伙儿心血的毛线卖不出去，阎建章，心急火燎。他坐上村里的卡车，走山东，下江苏，跑安徽，闯山西，行程几千公里，调查市场需求，寻找毛线销路。路上，他一连发了几天高烧，医生见他这么大年纪了，非让他住院不可。可他打了一针，吃了点药，就又出发了。 

这次大江南北千里行，是阎建章第一次涉足于商品生产的海洋。透过这五光十色的商品大世界，他发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无穷奥秘，明白了自己生产的毛线一时找不到市场并不等于没有市场。回村后他亲自挑选了一批骨干，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推销队伍，背着五颜六色的毛线，走乡串户去了。 

辛勤的耕耘终于结出了果实：毛线的销路逐步打开了，许多农户开始有了积蓄。村里欠银行的贷款也陆续在偿还了。当女社员杨立格从大队会计手中接过上千元的加工费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小声对别人说，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她手里还没有攥过这么多的钱。 

可是，正在这时，从四面八方飞来不少的指责。一个和阎建章有着莫逆之交的老同志关切地提醒他：“快收摊子吧。这样干下去会走偏方向，对你不好。爆了豆大家吃，炸了锅可要你一个人赔上。”

阎建章笑着说：“我不怕。咱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辛兴几十年的穷根挖出来。群众欢迎的事，我相信党和政府会支持。”

他硬是撑着劲儿，挺过了三中全会前那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阎建章感到像彻底解放了那样痛快。他逢人便说：“改革开放是个大舞台，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戏。”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村里开办纺织厂，用机器代替手工。他跑了四个省，东拼西凑，买回了几台旧机器。但要把这些旧机器组装起来，没有工程技术人员不行。他又西跑保定，东奔天津，到处打听一些棉纺厂工程技术人员的姓名、住址，一次次登门恳请人家能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为他们安装机器。有时候，为了请上一个人，他一连几天冒着严寒，甚至顶着大雪，蹲在人家宿舍的胡同口上，默默地等待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些技术人员被这位老支书为群众致富的苦心感动了，表示不要报酬也去帮忙。 

机器安装过程中，工程师们来来往往，阎建章都亲自陪在现场忙上忙下。半年多时间，他累得人瘦了、嘴唇裂了口子，有时嗓子肿得说话都很困难，但他一次也没有离开过现场。小儿子病得几天吃不下饭，老伴田素花叫他三次，他都不回家。到他家里串门的人问阎建章哪里去了，老伴气得说：“他不要这个家了，跟机器结婚啦。”

话虽这么说，但田素花对老伴的心地秉性还是理解的。当年，她同阎建章结婚那天，花轿刚抬到门口，就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敌人前来扫荡。阎建章连新娘的模样都没有看清，就把手一挥，叫她跟着乡亲们转移，自己带着游击队打仗去了。从那以后，她跟着阎建章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共同生活，她深知老阎为了大伙的利益，干起事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 

纺织厂开工的那天，村里一帮老太太来看稀罕，阎建章笑着对她们说：“别看这堆铁疙瘩，纺起线来，能顶你们几百个老太婆！”

1988年，工厂办多了，生产发展很快，阎建章又开始了建立大型毛线市场的壮举。他深知，发展商品生产没有发达的市场不行。他要把全国各地生产、经营毛线的大客户、小商贩，都吸引到辛兴来，在家门口进行交易。他要主动把自己的企业推向商品经济的海洋，参与竟争，接受检验。为此，他在村边划出了70亩地，从县里村里集资80万元，在上级的支持下，创建了冀中平原上第一个设备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毛线大集。经过几年艰苦的经营，现在这个集市已成为全国中低档毛线的集散地，不仅为辛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从四面八方带来了各种信息，打开了千百条与全国各地经济相沟通的渠道。辛兴人眼界开阔了，经营水平提高了，集市的繁荣促进了全村百业兴旺，辛兴愈来愈红火了。 

阎建章是一个农民，文化仅是“扫盲班”水平。他自己常说：“耕地，我行；办企业，不会。”可是，商品生产这所大学校，给了他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和经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他那现代经营思想和商品竞争意识，他那尊重人才、善用人才的领导艺术，他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和追求，他那事分夺秒的时间观念，已使他判若两人：他是老支书，也是“头裹着白毛巾的企业家”。

这张企业家的“证书”是阎建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跑出来的，干出来的，闯出来的。 

为了发展辛兴的事业，他的老伴说，他一年要穿坏四五双鞋，双双鞋的帮底都磨出了大窟窿。 

儿子们说，他骑坏了四辆自行车，有红旗、飞鸽、燕牌，还有外国出产的“富士”。 

支委们说，村里没有汽车时，他坐着“铁牛”跑；有了汽车，又跑坏了好几辆。 

他不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同几百家公司、企业、经贸和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还东渡日本，学习人家的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如今的辛兴村，旧机器大部分己更新换代，产品的花色品种已增加到上百个，同北京合资生产的纯毛毛线，已成为全国市场的抢手货。全村拥有熟练工人5000多人，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已成长起来。他把一个封闭落后的穷村庄，跑成了一个工商发达、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富民——阎建章半个世纪的执著追求，终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共产的目的就是共富，共产党员要永远姓共。”

辛兴村富了。1400户人家，住小楼的130户，住新式平房的1000多户。可阎建章仍然住着土改时分的土房。房间低矮昏暗，室内一铺土炕，待客、吃饭都在炕上。家里摆的依然是老伴当年陪嫁的老式板柜和土改时分的方桌、条凳。一部电话和二台电视机，是仅有的现代用具。 

辛兴人都很有钱，万元户已很平常，几十万元户也不稀罕。就连老太太在毛线市场上帮别人捆捆线，一天也能挣上几十块。可阎建章的工资，每月仅有100元。 

村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穿戴着“新潮”服饰。但阎建章，仍然是冀中农民传统的打扮：一条白毛巾裹头，一身老式布衣裤。许多人家吃饭都讲究个新花样，可阎建章还是老习惯：诲饼、疙瘩汤。老战友来了，往炕上一坐，叫老伴煮上小米绿豆粥，弄上饽饽炸小鱼，喝上两盅好酒，掏掏知心话，这就是他的乐趣。 

“群众富了，你还是这个老样子，大伙儿看不下去呀! ”上面来人这样说,辛兴人更是这样念叨。党支部、村委会每次劝他搬出那间土房,都被他坚决拒绝。四个儿子也多次商量为他盖新房,还设计了新房的式样,但每次都挨他一顿骂。 

近些年,人们发现老支书脸上的皱纹多了、深了,头发稀了、白了。大伙儿心里都感到不安，总觉得欠了他一笔账。 

可是，阎建章从不这样看。每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总是说：“究竟谁欠谁的账，我看这个大问题可不能含糊。”

阎建章16岁担任党支，在冀中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带领游击队打鬼子，捉汉奸，在炮楼下与敌人周旋。有一回，敌人突然包围了辛兴村，把全村人集中起来，逼着交出阎建章。当时，阎建章就在人群里，可辛兴人都说：阎建章早跑了！敌人施尽各种办法，折腾了一整天，也没有把他抓到。 

“文革”期间，阎建章被打成“走资派”。全家人受到牵累。造反派连续一年多不给他家分口粮分柴草，老伴气不过，到大队说理：“阎建章‘走资’，我和孩子不‘走资’，为啥没有俺们的粮？”结果，不但没要到一粒粮，透被打成了脑震荡。 1972年年关将近，缺吃的少烧的，一家人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忽听屋外有声响，出去一看，院里竟飞进了大包小包的猪肉和白面……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次。有时，早上一开门，门口堆满了柴草。至今，阎建章也不知这些都是谁送的。 

想起这些往事，阎建章总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常常这样对人说：“从抗战到现在，老百姓豁出命来保护咱，图个啥？不就是看咱是个姓共的，指望咱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共产党几十年前赴后继又是为的啥？还不是想让大伙都富起来？依我看，共产的目的就是共富，共产党员要永远姓共。我宁愿一辈子吃苦受累，也要使辛兴人过上好日子。”

阎建章这些朴素的语言和执著的信念，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更喊出了一个老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阎建章在精神上是一个富有者。他曾荣获“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农民企业家”等光荣称号。但在成绩面前，他却不是裹足不前的人。他说：“不能当上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就心满意足了，还要看到周围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群众。”近几年，他曾出巨资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工厂；也曾亲自出马，带着本村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到外地传播致富经验。辛兴的工厂，每年能容纳5000多名就业者，他总是优先接收省内外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因此每年给这些地区带来上千万元的劳务收入。 

他说：“说心里话，俺己是60好几的人了，有时真想过几天清闲日子，可是，撂下群众交给咱的担子，心里不踏实啊！”

这就是阎建章向党和人民捧出的一颗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颗心是党和人民给的，敌人的刺刀例不去，‘四人帮’的棍棒打不碎，金子银子买不走。”正是因为这，阎建章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从来不减，大伙服他、敬他、知他、爱他。 

在辛兴，谁也不怀疑共产党的先进性，谁也不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他们看到了：无论是战事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奔富路的，都是他们的老支书，都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199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