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17岁的任弼时远赴苏俄留学时，在给父母的信中表达的铮铮誓言。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此目标奋斗30年。

抗日战争期间，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等项工作，十分繁忙。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着周围农民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

一次，一位老农告诉任弼时:“地里的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大家都忙不过来。”第二天清晨，任弼时头戴草帽，身穿便装，扛着锄头，带领一批机关干部、战士，支援农民除草。农民赵占山的妻子患了急病，正当赵占山准备用门板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一位背药箱的军医找上门来治病了。原来，任弼时曾经交代有关部门，凡农民家有急事，必须迅速向他报告。这次便是根据村长的报告，任弼时亲自将正在熟睡的医生叫醒，打发前来的。赵占山喜出望外，热泪盈眶。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的褚志远，是东北干部团的成员。褚志远到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你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

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老首长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

建国后，任弼时家住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狭小，还紧挨着马路。任弼时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两三米，声音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任弼时了解到为了给他搬家，得把一个机关迁走时，就坚决不让搬。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

任弼时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怕多用公家的钱。任弼时要求子女们节约用电。他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提醒大家。工作人员外出办事，经任弼时同意，可以用配给他的那辆旧吉普车。但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

任弼时所用的一条毯子，是30年代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参加入城阅兵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式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任弼时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任弼时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买菜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放学回家，任弼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不让他们有特殊感。他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全国解放后，任弼时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年仅46岁。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