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怨更深的彭德怀有很大关系。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他发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他认为百团大战总的来说是一场胜仗，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1956年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们取得了共识：这些学员还年轻，学习有压力很正常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实际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本来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就不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致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摘自《机关党建之窗》2010年第10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