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大钊（1898——1927）牺牲之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他仅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且只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未能进入中央局、政治局。

作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领导人，李大钊为何很少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更未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其实，那时候党的会议并不可能像今天这般有组织的程式化，具体的过程亦不会顺当，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有些党员没有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就很有意思。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能参加中共二大，个中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更何况，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当时他并不是职业革命家。他的主业是做北京大学教授。从1920年到1924年，这是李大钊在北大乃至北京最繁忙的时期。从1922年12月起，他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当时，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各类学校只设校长一人。在根本没有“副校长”的情况下，此秘书对北大的校政负有专责。因此，可以想见，李大钊在繁忙的教育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对是否或能否出席某些政治性会议、担任政党的领导职务的确是要有所取舍的。

通过刘仁静、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和《新支那》、《晨报》的报道中，发现了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真实原由。其实，也是和假期有关。利用暑假，他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留京全力领导已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同时，身为评议员，他也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会议。从《张国焘回忆录》，我知道了李大钊原本是准备出席中共二大的，但因临时有事不能与会，故由他的学生高君宇代表(后高君宇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成员之一)。二大后的“西湖会议”，主要是为国共合作做准备，事关全局，责任重大，李大钊还是利用暑期间隙赶去参会，又于会后代表中共抵沪，与孙中山先生会面，最终商定合作大计。我又从《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注册部布告了解到，为了参与改组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大，李大钊不得不临时停掉了正在给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思想史”和在政治学、经济学两系讲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会后，他又及时通知学生复课。

中共在建党之初，虽规模不大，活动范围有限，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刻洗礼，党内充满民主与平等气息。党员把党内的职位首先视为工作岗位，并没有当成“荣誉与资本”，更不会看作诸如当今的“级别和待遇”。我试以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例，来具体说明李大钊没有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真实背景。按照当时共产党人的想法，既然党员不多，中央领导机构的规模也就不宜过大。因此，中共一大选出由陈独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还有必要特别说明：张国焘、邓中夏和高君宇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他们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树立起自己的信仰，也同样是在老师的提携之下，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共的领导职务。

当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的组织构成，也有他们的设想。在他们看来，中共最急需的是要在工人中间发展自己的组织，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尽快发展。而他们派到中国的代表所抱怨的问题大多集中于此，据有代表反映，早期的中共组织“脱离群众”，“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且“积极活动能力较差”，等等。有鉴于此，自中共一大以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和邓中夏这两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后任主任一起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至于说到李大钊为什么只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且在三大上首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显然是和当时迫切需要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统一全党的认识有关，因为党内反对合作的呼声甚高。在中共内部，李大钊是孙中山最为看中的共产党人，因而孙总理将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希望和重任寄托于他。而李大钊则在“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上明确支持共产国际的主张，调和不同意见，力促“党内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率先加入国民党，为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名垂青史。

应该说，尽管李大钊没有在党内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的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富有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传统。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所接洽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在中国，最早向世人公开表示“马克思主义观”的，也是李大钊。而孙中山所指定进入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唯一的共产党人还是李大钊。

 

　               （摘自《党建文汇》2010年第7期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