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近十年来，张卓元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他的许多经济理论思想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如今已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回答提问一丝不苟、有条有序，字斟句酌，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读和重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所走过的每一步。

      娓娓道来新表述中一字之易背后的民生

2007年10月1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共十七大长篇报告期间，共响起了40次热烈持久的掌声。这40次掌声，代表了7300多万中共党员的心声，更汇聚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意志。亲聆总书记讲话的张卓元喜悦地说，报告用史诗般的语言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此时此刻，在张卓元脑海里回现出10个月前的一幕。

2006年12月的一天，正在办公室的张卓元接到一个急促的电话，原来是中办秘书局打来通知他到中南海出席有关会议。12月11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50多位官员、专家济济一堂，共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天，中共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成为工作社会经济组的成员之一。早在十六届七中会全会期间，张卓元成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了解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张卓元说：“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其中社会经济组共有10个人。以前不叫‘社会经济组’，而是叫‘经济组’，毕竟如今开始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们主要是参与了有关第5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第8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章节的起草工作。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张卓元解释说，“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考核政府官员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政府要把更多精力用到改善民生上面，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成为转娈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卓元强调说，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从十七大报告展示的和谐社会建设蓝图中，张卓元看到了自己从事的研究事业远大的发展前景。

在十七大报告的许多新提法、新表述里，还有不少也仅是“一词之差”。比如，从“可持续”发展到“永续”发展、从“就业”到“创业”……表述上的这些细微差别，不仅给人以新风扑面的感觉，更蕴含着深远的涵义。亲历、亲为十七大报告诞生的张卓元认为，这些“一词之差”凝结着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辉煌与曲折、成功与挫折的宝贵心得，宣示着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信心和决心，昭示着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

党的历史与党代会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党代会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党在探索中前进的主要轨迹。特别是每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都标志着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迈出的重大步伐，成为党在不同时期胜利前进的里程碑。在张卓元看来，党代会往往是理论创新的最大平台、理论发展的最好契机。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里无论是党的建设、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无不闪烁着科学发展的亮点。

张卓元透露说，在十七大报告制定过程中，“曾有许多单位与部门或个人向起草小组提出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的文件中，但是锦涛同志表示不宜并列，说毕竟才提出没几年。他认为，写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不仅要经过实践而提出，而且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科学发展观最终没有与有关理论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张卓元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让中国百姓看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当占人类人口1/5的中国选择了科学发展，它决定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明天，还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新表述，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解密中央文件起草内幕

许多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中央政府智囊圈的时候，已年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劲，一次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2003年10月14日下午，海内外关注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的起草，始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在研究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时，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重点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提出改革目标和任务，作出决策和部署。”

主题就是灵魂。中央确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之后，起草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件的工作，随之也进入酝酿、筹备阶段。很快，中央集中一批思维活跃、见解深刻、了解国情、熟悉经济工作的人，明确要求要在深入调研、认真研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集中党内外集体智慧，起草一份文件，引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证。4月18日上午，全国防治非典斗争最紧张的时刻，《决定》起草组在北京成立。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温家宝担任起草组组长，曾培炎任副组长。会上，温家宝就起草组的工作任务、指导思想、组织领导以及文件的基本框架等作了重要讲话，并对起草组的工作日程提出了要求。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十七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张卓元说：“中央充分发扬民主，在历次文件的起草中广泛听取意见。我们也提了许多意见，中央都是非常尊重的。起草时，我们尽量把经济学家的许多改革理论吸收进来，尽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文件中反映出来，指导中国的深化改革，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张卓元回忆说，“温家宝同志已多次担任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他非常发扬民主，很严谨，在起草小组会上听到有些‘离谱’的意见时再三叮嘱‘到此为止’、‘没达成一致的说法不要到外面去讲’。虽然温家宝同志是学地质的，但我很佩服他，许多理论思想他很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温家宝先后8次主持起草组全体会议，对《决定》的起草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他反复强调，要着重写未来几年准备办的工作，一时办不了，但必须改革的，要明确改革的方向。他还说，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练，用平实的语言，让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得懂”。

讨论、研究、起草；再讨论、再研究、再修改……《决定》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反复锤炼、不断升华的过程。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起草组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反复讨论、广纳善言。“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对《决定》的总体思路、基本框架、重点要点等作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5次开会对《决定》稿进行讨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改意见。可以说，《决定》是发扬党内外民主、集思广益的成果，是历史和实践的概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举行10多场座谈会；20多个部委围绕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问题，展开历时两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专题报告……《决定》的起草，从始至终一直得到中央和地方、党内和党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支持。一条条意见建议，一份份调研报告，如涓涓清流，为《决定》注入鲜活的生机。起草组经反复修改，形成了《决定（讨论稿）》。10月11日，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安排3个半天，对《决定（讨论稿）》进行讨论。温家宝总理就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会场内，审议认真而热烈；会场外，修改工作同步进行，起草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汇总全会各小组的意见、建议，对讨论稿作进一步修改。

14日下午3时，散发着墨香的《决定（草案）》摆在每一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坐席上。几上几下、经过数十次修改的《决定（草案）》，是对历史和实践的科学概括，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获得全会的一致通过。这一刻，张卓元等起草小组成员都激动不已。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公布和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的发表，立即在海内外产生强烈的反响。舆论普遍认为，《决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理论界“稳健改革派”的旗手

清癯庄重，温文儒雅。曾有人把张卓元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以张卓元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对此张卓元坦陈：“不错，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尽管这些见解曾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非议，但张卓元并不因此动摇，相反他认为应该让实践进一步来检验而作结论。1983年，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原来是搞经济理论的，工作的变动要求他的研究领域也转移到市场流通方面，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当然的成了他研究的重点。

当时，正是中国改革蓬勃向前推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一项深层次的改革。他提出：既要实现由行政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体制，又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大体稳定，是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因此要分步推进；一调二放三挂钩（即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改革思路，使中国价格改革进展顺利，走在经济改革前列；“双轨价”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单轨价；从实物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是中国价格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国有经济主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对小型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他认为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多元、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

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主持、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当时有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刘国光和张卓元参加。刘国光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标志着“稳健改革派”诞生。

198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3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对投入大、产出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价格思想以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直接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的价格改革实践。可以说，他的价格思想是反映价格改革实践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价格改革的曲折历程。张卓元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以稳健著称的张卓元主张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但他又非常重视政府对于价格的宏观管理。因此，他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他说：“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定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张卓元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

在他看来，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自1979年以来，他一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坚持稳定推进市场取向政策，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当时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和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后来他主编了《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1984年度著作奖。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都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部长高官，又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张卓元也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尽管是一字之变，却使人们看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张卓元说，细微的改变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应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矜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就没有出路；经济理论研究，离开了中国经济的土壤将一事无成。正因为他始终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遵循改革的发展趋势，按照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展开理论研究，从而取得了骄人的累累成果。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比作是在描绘一幅壮丽的蓝图，那么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就是这蓝图上建构经纬的“画图师”，将这幅鸿篇巨制规划成矩。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们找到了一系列需要探索与解答的新课题。为此，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文章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