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之初的一次制度之争 李汉俊为何对陈独秀不满?
发表日期:2011-07-12 点击 次 建党之初,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意见分歧,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主与集中的争论。在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研究、反思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贯彻,也有助于我们按照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对陈独秀起草的党章,李汉俊认为他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
在建党的过程中,既反对密谋组织不要民主搞绝对的集中制,又反对不要集中搞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却是很难把握的。于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实践中,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就不可避免。中国也不能例外。
据李达回忆,陈独秀起草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认为其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因此另起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痛责此事,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结果陈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党内的这一场争论也被平息下来。
这对维护党内团结,巩固党的战斗力,当然有极大帮助。因为在建党之初,党的组织状况还很复杂。据李达说:“那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一大”前后》)。这在朱务善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李汉俊、何孟雄强调民主、防止专制的思想,当时未引起重视
但是若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李汉俊的意见就不无道理。他讲了两点理由:一是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二是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共实行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只李汉俊一人。何孟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何很早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活动,但并未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他和罗章龙的一番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何道:“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答:“革命千头万绪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强,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道:“内部如此,可是外部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虽然李汉俊和何孟雄最后的结果不一,何被说服入党,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李则被开除出党,最终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们的这个思虑却并未引起党的重视。在一大党纲的15项中,除最后一条说修改纲领须“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带有民主程序性质的规定外,其余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至于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单为强化中央集权,就作了7项规定,而并无一款防止专制,发扬民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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