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职务消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消费规模急剧膨胀，财政不堪重负。目前我国有关职务消费年总规模的各种统计数据不一，没有一个确切和权威的说法，社会比较公认的是，全国每年公务接待、公车配置和使用、出国考察和以公务消费为名义支出的通讯费、礼品费、娱乐费等项费用之和，大致是9000亿元，大约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从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重看，1978年只有4.7%，1990年上升到13.4%，2006年已占到18.7%。这一比例不仅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在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中，职务消费又占了大头，1978年至2006年间，我国职务消费规模增长了140多倍，而近年来这种膨胀势头有增无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此庞大和与日俱增的职务消费开支，成为各级财政难以承受的负担，严重挤占了本应用于公共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建设资金，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引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2.消费边界模糊，随意操作空间过大。职务消费是公务人员履行公务，行使职责必不可少的开支。但在实际中，一项职务消费的支出到底与公务是否有关联，关联程度有多大，其必要量是多少，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划分，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行为符合法律约定和制度规范。由于目前我国对职务消费的内容、范围和标准没有一个科学、合理和明确的界定，或者即使有规定也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给消费主体留下了伸缩性较大的可随意操作的灰色空间。一些公职人员在职务消费中利用制度上和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巧立名目，超规定、超限度地进行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将一些与公务活动不沾边的项目都纳入职务消费中来，甚至将个人消费、家庭消费都通过公务消费来报销。目前，职务消费的边界模糊，不仅助推了职务消费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和难以遏制，而且使职务消费结构畸形化，掺杂进了越来越多的非公务要素，甚至将一些腐败因素囊括其中，导致职务消费的职能和性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