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刚毅、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权知开封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却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时代的通病。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诉求无门，只好编段子、传民谣，诅咒贪官污吏，图个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蔡京通过“花石纲之役”，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赖。他们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祸国殃民。于是，便有了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指童贯，“菜”即蔡京，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当时，朝廷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卖官鬻爵。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丑恶现象：“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铜钱为一索，或一贯，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意思是三千两银子可买一个秘阁官员，五百两可买一个地方通判，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年），金国屡屡举兵南下，宋军常吃败仗，每当此时，皇帝便纷纷下诏，征求应变之策，做出广开言路的开放姿态。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听不进任何意见了。《宣和遗事》记载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喻战事紧，城门开喻战事缓，讽刺了统治者的急功近利和反复。
　　还有些民谣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让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希望过几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却一反常态，对深居重华宫的孝宗不但没有正常的礼节，甚至一年多时间，不去探望孝宗。作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贯标榜以孝治国的国度里，不忠不孝，结果道路流布，家丑外扬。因此，民谣说：“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
　　不过，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帝制时代，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无地位，收入也微薄，万一遇上灾年，常常农田绝收，饿殍遍野。但即便如此，统治者却依然觥筹交错，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水浒传》中的北宋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反映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极度愤慨。（2014年7月9日《羊城晚报》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