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是苏共的痼疾，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的官僚主义就一直在不断蔓延滋长。斯大林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催粮，动用非常措施处罚有粮食而不交给国家的农民，此后，他一直到1953年去世再也没有去过农村。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在苏联领导人里，赫鲁晓夫是去基层最多的、最平民化的领袖，他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如降低了农民个人所交的税。但是，他缺少综合调研的能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常常轻率地做出决策。

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

苏共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与官员的升迁荣辱没有多大关系，官员们自然官气十足，产生官僚主义是自然的。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确切说是无规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涉及任命党内高级职务，候选人先要和两到三位政治局委员谈话，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书记谈话，最后勃列日涅夫则亲自谈话。交谈之后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例会上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讨论。中央全会只是办理由上面发来的任命书，全会并不负责讨论审定”。党的委员会，区、州的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曾担任过地方大员的叶利钦说，“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 许多官员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在干部任命制度下，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上层”，取决于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人事档案的记载和私人关系。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和官僚主义，阻断了苏共与民众的联系，民众与苏共越来越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