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地方立法权，不仅仅是给地方发展松绑，更要给泛滥的红头文件戴上“紧箍”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人大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新闻频频见报，这是今年3月立法法修正案“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各地逐步落实的好消息。但是，地方拥有了立法权，并不仅仅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和更自由的决策空间，它还有“紧箍咒”的一面，之前那些千奇百怪的红头文件不能再任性了。

　　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红头文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计划经济时期，党委政府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领导和组织者，发出的指令往往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准则和依据，这就导致红头文件在行政活动中大量出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一时还无法赶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为了缓解立法滞后造成的脱节，先以红头文件来加以规范，就成为一种权宜之计。

　　然而，在如今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红头文件如果再大行其道，就不合适了。

　　其实，红头文件本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从规定到通知，都可以纳入它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一些人眼里，一纸红头和红印就代表着不容置喙的权威，直到最近,还有某地方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范”百姓操办酒席。再从红头文件的出台来说，它往往只是经过了几个主要负责领导之手，甚至有时是一把手“拍脑袋”，这种简单的程序自然很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