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南方一所高校领导向记者透露，该校梳理10年“保送生”情况时发现，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报道还提到，在中部某省的2014年“保送生”中，几名厅级领导干部的孩子赫然在列，广东一名落马副省级干部子女也被曝凭借一项科技发明奖造假获得重点大学的保送资格。

　　把假恶丑现象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批评，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报道值得肯定。但报道中存在的大量语焉不详，也确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类似“南方高校”“中部某省”“几名干部”，甚至落马的干部都没有具名。这不免让人心生疑虑，如此关键的信息被隐藏，是记者图省事，还是另有隐情？

　　翻看最近的热点新闻，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在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奇葩证明”议题中，要求做人流手术者证明“自愿的”的是社区办公室；要求换残币者证明“非故意烧毁钱币”的是银行；摔伤申办保险要求开“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的是保险公司……

　　保送生制度漏洞也好，奇葩证明也罢，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能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关注，一定程度上源于它们印证了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猜测。媒体对于现象的揭露与公众的猜测产生共鸣，从而产生舆论共振，促进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好现象。但这样没有具体指向的报道，会不会引发舆论的空转，确实也值得我们思考。

　　现实当中，当极端的新闻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很快便炒至热火朝天，一段时间过后，当舆情风平浪静，社会问题依然“涛声依旧”。由此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当事人侥幸逃脱，事后变本加厉，依然故我；另外就是破窗效应，“大家都这样，不差我一个”。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缺乏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