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过生日那天，母亲早上给我做了一碗面条，说吃面条会长寿，中午又给我煎了两个鸡蛋。母亲说：“你十岁了，说说今后怎么更懂事？”我说：“想读书。”妈妈默不作声。现在我懂了，对我像高玉宝“我要上学”般的呐喊，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二十岁生日时，遇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是在鄱阳中学，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谁还记得过生日？

三十岁生日是在武汉葛店化工厂过的。当时一心扑在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上，也就忘了。过了几天，又突然想起自己的生日，中午便私下到餐馆买了半条红烧鲢鱼，边吃边暗自感谢生日。那时家庭负担很重，若不是过生日，哪里舍得！

四十岁过生日，是在武汉天津路二号家里。那时我虽已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但日子过得很紧巴，爱人常到菜场去扒堆。生日那天，我虽然没有忘记，但也没说话，怕家里破费。不过幻想着几时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个星期能吃它一餐粉蒸肉，把过去的生日都补回来，否则太对不起它了。

五十岁生日时，我已在江西当省长了。那一年江西大旱，我同蒋祝平副省长紧急磋商工作，心如焚烧。这一次倒记起了生日，只是想身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免俗吧。早晨，老伴给我做了一碗卤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