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乃人言也，人与言合成一个单字作为表现形式，突出了当年造字者对人言的格外重视。

“信”也是儒家的伦理范畴，意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信”既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汉儒则把“信”列入“五常”之中。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处中原的魏国非诸侯当中的大国，却使四方贤士云集而能清明政治，富国强兵，立足于世数百年不衰，这与魏文侯的讲信义是有很大关系的。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时，极得宴饮之乐，这时候，天上突然下起雨来。他却罢酒命驾，要到郊野去。左右劝他：“饮酒正尽兴，天又下雨了，您去郊野干什么呢?”魏文侯道：“我因与山林之人有打猎的约会，不能失约。”

魏文侯对这样的生活小事都有信必守，无怪乎能招来四方贤士。

春秋之世，不光儒家，法家尤其看重“信”字。秦国的商鞅实行变法之令以前，曾以三丈之木立于国都南门，招募能徒置北门者予千金重赏。言出必行，果然生效，经此一赏，树立“信”字。然后才下令变法，因此人民不敢不遵，行之10年，终于把秦国治理得“路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吕氏春秋·贵信》中曾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其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他认为“信”就是要诚实，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做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他说：“以实之谓信。”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相同。看来，中国的传统美德之一便是守信，所谓“官无信不明，人无信不立”。

鲁迅曾以辛辣的杂文讽刺过不讲信义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说他——“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于是“法三章者，话一句耳”，甚至把从前的话也抛弃得干干净净了。

“信”，在我们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更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诚”“信”二字举足轻重。讲信用、守信用。是我们从小就不断培养的做人准则，看似不是多么大的事情。但在错综复杂的商品社会中真正能够做到，却还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清朝时，苏州吴县有个叫蔡林的商人，以重承诺、讲信义著称。有位朋友把千金寄存在他家，没有留下任何凭证。不久，这位朋友病故了，蔡林就把朋友的儿子叫来，交还这笔重金。朋友的儿子不愿平白无故地接受这千金之资，便说：“没有这回事，这么多的金子能没有个字据吗?再说，家父生前从未对我提及这件事。”。蔡林听了，笑了笑说：“罕据在我心里，不在纸上，这是因为你父亲了解我的缘故，所以他没告诉你。”两个讲诚信的形象，多么鲜活生动，感人至深！

毋庸讳言，在我们身边，的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信用危机”和“诚信缺失”。一些人把做人上的遵信守信当成一种可拿可弃的装饰品，甚至放言“诚信能当饭吃?信用又值几个钱”！少数人更是使用坑蒙拐骗等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信”，在一些人、一些企业乃至一些部门眼里远没有既得利益更重要，这显然是卡分危险的。当你从不守信中获得了利益，你要小心，因为也会有人从对你的不守信中谋取利益，所以，对“信”的遵守和践行，对古圣先贤言行的学习固然重要，自律则更为要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摘自《党课》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