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进行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批评，并从组织上作相应调整，但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重在汲取教训，树立了党内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

 

　　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延安整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典范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在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在此基础上，1942年春开始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