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视察网”建立后，确实起到了不小的效果。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仅四川一省，由“兵役视察员”检举而被查出的违法舞弊兵役案件，就高达1346件之多。

 同年，当局还部署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挽救将要破产的兵役制度。譬如，推行“国民兵身份证”。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18-45岁男子）的出身特征，出生年月日、家属姓名、籍贯、脸型、手指的箕斗状况、脸部有无麻子、有无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均记载在内。目的是堵塞壮丁大量逃跑的现象。再譬如，变更征兵方式，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征兵、补充、训练一体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该地区的壮丁，被输送至同一部队，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降低逃亡比率；另一方面，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也可减少中间环节的弊端。此外，如在县长的考核项目中，特别加重“兵役”一项的权重、选拔“兵役示范县”等政策，均在该年推出，略可见当局整顿征兵乱象的决心。

 可惜的是，这种“决心”，并不能阻止“征兵”最终堕落成臭名昭著的“拉壮丁”。按当局的宣传，壮丁从军，保家卫国，是一种光荣，是每个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壮丁普遍逃亡。本该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的“壮丁从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沦落成了一种你抓我逃的悲惨游戏。对此，蒋介石曾严厉训斥各级征兵干部：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