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外有条路,年久失修,车辆稀少,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菜市场。早上有早点摊,傍晚会有小商贩过来卖青菜、熟食和海鲜,平常下了班,顺手买上一点,很是方便,有时没有零钱,缺个三块五块的,摊主也不计较,回头有了再给就是。城市角落里生长出来的一个小小市场,给小贩的生计和居民的生活都提供了方便,虽然平常没人管,但也没听说谁缺斤少两,更不用说宰客了,大家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这个市场不宰客,但宰客的市场却并不鲜见,比如最近“红”遍全国的三亚,一条鱼6000块,一顿咸菜稀粥的早餐要300块,连一杯牛奶都要一百多。不给还不行,彪形大汉就在旁边等着,敢有异议搞不好得挨顿拳脚。于是,去海南旅游,“防宰攻略”成了新的必备物品。

　　为何我家楼下的市场没人监管也不用担心挨宰,而三亚的政府机关施行“零容忍”,又是吊销执照又是罚款的,还是阻挡不了商贩的宰客热情呢?显然,三亚的摊主并不是拦路强盗,而我家楼下小贩也不是天生圣人。比较容易想到的道理大概是这样:我家楼下那些小商贩每天都来,跟小区居民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同处于一个“熟人社会”,要是谁耍啥花招,下次就不被光顾了,时间一长买卖就得关门,而三亚那些摊主,主顾都是来了就走的游客,干的是一锤子买卖,宰上一把也不影响下一单生意。这跟车站、码头宰客多是一个道理。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上的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无论是居民小区里的摊主还是三亚的店主,在宰与不宰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都是追求自己最大收益的后果。就分析三亚的宰客行为来说,先看店主这一头,因为游客是一次性消费,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很高,而且诚信经营带来的良好声誉并不能为店主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远不如宰上一把来得实惠。再看游客这边,因为远道而来,而且停留时间短,即便被宰,异地维权两头跑的成本很高,与其孜孜以求那点不确定的维权收益,还不如忍气吞声了事,游客的忍气吞声无疑更加助长了宰客之风。

　　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博弈论里面有个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用来进一步分析店家的宰客行为。假设市场上有相互竞争的甲乙两家店,店家选择诚信经营和宰客分别会获得不同的收益,由此组成一个2×2的小矩阵,甲宰客乙诚信,甲赚10,乙赚3,甲诚信乙宰客,甲赚3,乙赚10,双方都诚信经营,甲乙都赚8,双方都宰客,甲乙都赚5,通过推导可以看到,无论甲方如何选择,对乙方来说宰客都是收益最大的选择,反过来也一样。而甲乙双方都宰客,从双方的整体利益来说显然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类似个体追求最优并不导致整体最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看演出时,单个人站起来能看得很清,但大家都站起来时,效用还不如都坐着。

　　那么,店家选择宰客会成为一种稳定的状态吗?显然也不是。因为虽然单个店家和单群游客进行的是一次博弈,容易导致宰客现象,但不断到来的游客整体跟三亚进行的却是多次博弈,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改观,游客们口耳相传,媒体不断的报道,网络上的汹汹民意,会使三亚宰客的“名声”越传越远,游客通过比较会更多地转向台湾、东南亚等替代选择,大家都不来三亚旅游,店家们也会意识到互相合作、诚信经营会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如果任由市场自发的调节,时间会很长,而且说不定还不等市场调节,游客们就不来了,最终谁也没得赚。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需要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当地政府做出努力,制度改善的方向应该使得店家们在短时间内都倾向于童叟无欺还能有得赚。办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加大处罚力度,抬高店家宰客要付出的成本,“罚款五十万吊销营业执照”是很好的开始,如果宰客被工商部门抓住的概率很高,使得收益还比不上成本,那么宰客自然会收敛。再如可以想办法改变游客与店家初次博弈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可以采取挂牌、认证、公布信息的方式,让诚信经营的店家一目了然,像台湾对特产店实行的“认证标章”制度,值得借鉴。有了公共服务部门对诚信店家的背书,游客到了当地不再两眼一抹黑,再加上严厉的监管,宰客才不会成为一门兴隆的生意。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