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的那些人和事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与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时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指的就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大军。

　　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抗战爆发后，陕北小城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大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进步青年奔赴延安。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这是来自大都市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见并宴请了第五队的全体成员。席间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大家说:“欢迎你们这些艺术家来延安！”随后又说要办个学校，培养无产阶级艺术人才。

　　随后一段时间，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宣传队也陆续到达了延安，与当地文艺爱好者一起，创作演出了《广州暴动》、《血祭上海》等宣传革命的大型话剧。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评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1938年春，中央决定以参加《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和演出团体为基础组建鲁迅艺术学院。留苏出身的戏剧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其中有一段话道出了鲁艺创立的初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缺乏师资力量，鲁艺创办之初只设立了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学制为6个月。后来又增设了文学系，并更名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时鲁艺的办学条件已大为改观，学校迁至延安城郊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内，一些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文艺名家也先后到鲁艺任教，生源开始以文艺新秀为主，并先后创作了大量讴歌光明、鞭挞黑暗的文艺作品——此时的鲁艺已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延河之滨的“文艺范儿”

　　延安鲁艺汇集了延安半数以上的文艺家和大批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成为延安文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

　　鲁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却是富足的。当时鲁艺的老师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冼星海等，大都在大城市受过很好的生活历练与文化熏陶，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留学国外多年，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陕北的窑洞里。就在这些土得掉渣的窑洞中，鲁艺师生们办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诗人萧三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长诗，而何其芳“总是用很重的川东腔朗读，声情交融，自然亲切，没有一点花架子”。

　　据鲁艺学员冯牧回忆，有一次他和同学围坐在何其芳老师身边，听他在油灯旁用柔和的声调朗诵他的新作《夜歌》:“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过去的日子，滴几点眼泪到枕头上。”多年以后，冯牧仍然记得那夜的情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了。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摩着我的心弦。”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

　　1942年5月初，针对当时边区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召集边区文化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4月底，毛泽东便与凯丰（中宣部代理部长）、周扬、李伯钊（鲁艺编审委员会主任）一起拟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名单。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中央领导、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有资料表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家共有97人，而其中鲁艺就有30人左右，鲁艺在延安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略见一斑。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又亲自到鲁艺讲演，据贺敬之回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离得非常近。主席穿着旧军装，打着补丁。毛主席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民艺术家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这跟《讲话》的精神完全一致。”

　　随后，鲁艺人走出了象牙塔，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歌曲《南泥湾》和歌剧《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完成的。

　　1949年后，当年的鲁艺师生从陕北窑洞走向了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我们从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周立波、贺绿汀、沙可夫、华君武、公木、冯牧、穆青、贺敬之……（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