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一直没回故乡

　　心系人民安危，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的梅园新村。在重庆送别会上，他对记者说：“36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因为南京到淮安只有300多华里，周恩来的思母、思乡之情倍增。

　　淮安近在咫尺，而且是解放区，但为什么没能成行呢？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坦陈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到淮安去看看。但我考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从我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多次谈判中，我判断出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我当时回去了，淮安的周家、淮阴我外婆的万家都是名门望族，亲友很多，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有的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所以我终究没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淮安去，没有到我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没能如愿以偿回故乡，除了担心给地方领导增添麻烦、带来负担，更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和亲友安危，心里装的只有事业与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平生最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因身体原因，提前内退回家。退休以后，他经常叨念：15岁离开老家淮安，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周恩寿说：“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不想让自己的家获得任何特权或照顾

　　华裔英籍学者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这些人当中，难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关照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说：“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平时日理万机，确实难以抽出时间探望故乡

　　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去北京见周恩来。其间，当周恩来深情回忆童年在故乡的趣事时，王汝祥趁机发出请总理回去看看的邀请。对故乡人的邀请，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感慨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　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特殊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都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镇淮楼），放放风筝……”言至此，周恩来的眼睛湿润了。

　　1959年1月，当他获悉他乘坐的飞机从广州回北京途经淮安时，请求机长：“快到淮安上空时，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飞临淮安上空，机长见周恩来在飞机上俯瞰故乡是那么急切、专注，便问道：“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再仔细看看？”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

　　1960年春，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镇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刘秉衡受县委委托去北京看望周恩来。交谈间，见周恩来陷入思乡情景时，刘秉衡再次请周恩来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他边说边伸出右手比划着。他接着说：“但有好多事要做，只有等有时间再说吧！”

　　而这一等，却等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他拼命工作，苦撑危局。1974年，已经76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他仍44天连续每天工作18至24个小时。为了维系共和国这艘载有8亿人口的“大船”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至死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哪还有心思顾及“小家”故乡呢？！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