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但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这一点时，往往仅归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忽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十月革命本身也是以一战为契机并在此期间爆发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更是与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
　　1914—1918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有余，伤亡人数3000多万，耗费达3599亿美元，约等于战前各交战国财富总和的一半。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将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在战后的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峻的失业形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运动时有发生。英国经济学家沙德卫尔便说：“大战后欧洲的工业生活可以说是纠纷多极的，没有一国没有罢工和闭厂的事情。其甚者——例如西班牙——则竟至于双方互相残杀而现出恐怖的景象。”总之，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如处风雨飘摇之中。
　　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笼罩在一片悲观、彷徨和迷惘的气氛之中。美国学者艾恺即曾描述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的时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疑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则风起云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被视为能挽救欧洲的良药。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指出：“最重要的便是现在有一大国居然已把社会主义实施起来了。从前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理论，寻常人都当作不可即的一种幻境。现在过激派的设施，为功为罪且不去管他，但至少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适合于大国家的。”法国文学家佛郎西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社会主义的形式，世界各处虽然不免互异，但是要希望挽救欧洲，却只有这一个法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样也是十分深刻的。据统计，从1914年欧战爆发到1919年巴黎和会，《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皆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论欧战，至少占其版面1/3。从这些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动向，那就是一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
　　西方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曾一度被视为近代文明的故乡，自由平等博爱的乐土，但一战的熊熊烈焰却烧毁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含情脉脉的面纱。早在1916年一战正酣之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说：“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致，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稍后，他又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因此，“信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继其之后，梁启超也发表了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省。他在《游欧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而周恩来1920年赴欧留学之初，便在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他因此质问：“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他们心目中逐渐失却了原来那种耀眼的光芒。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风起云涌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因受一战影响而产生的另一动向是，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热烈欢迎。早在20世纪初，中国便已有人撰文介绍社会主义，但一直未能形成一股热潮。而随着资本主义文明梦的破灭，国人则普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端，是一贴对症的良药”。陈独秀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当时还有人表示，“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恐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良心上也是承认的”，甚至说，“各文明国在这五六十年之内，次第变为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决非难事”。1923年4月13日，中国大学曾经在建校十周年纪念日举行一次公民常识测验。其中一项是“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结果是不欢迎者1991票，占73%；另有一项“你赞成社会主义吗”，表示赞成者2096票，占76%。无独有偶，同年12月17日，北大在25周年纪念日也开展一次民意测验，其中问道：“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最终社会主义得291票，资本主义得4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喜恶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蒙受了屈辱的外交失败，这就更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放弃了对它们的幻想。李大钊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人们当时这种心情：“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和平）取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色彩）了。谁知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和平）、光明的影子！那（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在经历这一惨痛教训后，原先一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抱有好感的陈独秀也清醒认识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因此转向宣传社会主义，并疾声呐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而瞿秋白更是一语道破社会主义思潮高涨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俄政府却先后两次发表了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并热情呼吁：“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这在中国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引发了人们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好感和兴趣。上海《民国日报》就发表评论说：“这一次俄国劳农政府对中国国民的通告，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全国各界联合会也致电苏俄政府表示：“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1923年的那次北大民意测验还提问“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结果选择以俄国为友者497票，以美国为友者107票；另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最终世界大人物以列宁居首位，得227票，而美国总统威尔逊仅得51票。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孰轻孰重，显然不言自明。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人逐渐摆脱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心理，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当时还有人如此写道：“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无疑意味着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已超越以往，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