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权威，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方式。在一个常规社会中，权力治理与权威治理应相辅相成，互为臂膀，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基层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却出现了重权力、轻权威的现象，过分依赖权力治理，忽视政府权威的作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权威真空”现象，陷入“权力滥用——冲突不断——权威缺失”的怪圈中，社会难以和谐稳定。因此，如何重建基层政府的政治权威，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权威是权力运行的基础

　　恩格斯认为，在社会治理中，国家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其目的是“抑制社会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所以，形式上国家与社会之间表现为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在这对关系的处理中，权力和权威是两种基本方式，它们都是以服从为前提，同时又有着本质区别。权力是建立在力量之上，而权威则不应该诉诸力量。作为一种力量，权力易得而又易失，其效力往往是瞬时的、短暂的；而权威的建立却相对困难得多，它依赖于长时间的信任积累，但是权威一旦建立，影响力却会长久维持。

　　因此，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维系一个国家长久稳定的基础不是靠权力至上，而是广泛的公众信服和权威认同。正如卢梭所言，“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可以说，权威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和伦理支撑。只有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政治权力才可能运行正常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如果权力失去了信任，缺少了权威性，轻则权力运行不畅，重则治理失效，甚至政权崩溃垮台。我们党强调权为民所赋，其寓意就在于强调权力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的承认，权力的行使只有被人民群众认可，才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基层“权威真空”的表现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权威真空”表现在：

　　第一，权力至上思维。当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而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冲突的一部分是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经济发展驱动下的权力扩张与公众权利意识觉醒下的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权力的强制压倒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呼声。如在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方面，我们较少看到政府决策之前与社会的协商对话，而看到的多是权力的独断专行。一些基层政府为维稳从保安、警察到特警，甚至武警的使用越来越习以为常。在缺少权威的情况下，权力至上的治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的冲突。

　　第二，触及生存底线。社会稳定的底线，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线。人民群众“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所以政府要尽力，并且调动社会的力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近些年，一些地方基层政权，对有毒食品的生产窝点疏于查处，对社会保障政策推动不力，甚至挪用基本民生专项经费，这种情况下遑论政府权威。

　　第三，民众信任递减。目前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从上到下的递减趋势。民众在充分相信中央政府的同时，对于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信任度依次递减。有地方民谚曰“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里尽仇人”，这一民谚虽对基层政权有情绪化成份，但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说明了地方政治权威的稀有。而在全国信访中，很多是“越级上访”，甚至是“进京上访”，而不是到本级政府信访部门解决问题，同样表现了民众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缺失，以及对于基层政府权威的认可不足。

　　如何重建基层政府权威

　　一些基层政府“权威真空”的危害是明显的，它严重地侵蚀着执政党的社会根基。改革时代的权威来自于理性和法治，要以人民认可和信服为本，树立“弱权力、强权威”的执政理念。

　　第一，依靠法治，重建公正权威。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国家是社会关系的调和者和仲裁者。国家要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使权力，以法律约束自身的公正性。同时，国家居中裁判，以法治作为统一的社会规则，平等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树立起公正权威形象。

　　第二，重视民生，重建社会权威。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使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从积极意义上，现代国家不仅是个守夜人的角色，而是应该积极发挥国家弥补市场缺位的社会调节功能，合理配置资源，大力进行民生建设，在社会物品分配时“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最弱势的人”，重树社会权威形象。

　　第三，再造伦理，重建道义权威。权力是有其伦理维度的，最根本的就是权力的公共性。权力只有在公共领域内为公共利益而行使，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服从。而为私利所役使的权力，公器变为私器，会失去道义上的支持，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重建道义权威，回归权力的公共本性，已是刻不容缓。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