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因80后美女副市长的名头，及其丈夫的叔叔担任厅级官员的背景，引发外界诸多猜测。根据《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董海涛的选拔过程是合规的，其叔叔并未介入。当地主管官员介绍说，董海涛的笔试成绩在报名的非党人员中排名第三。但细心的网友发现，笔试后入围的人选名单中，非党人员只有四名，董海涛的成绩与另一人并列倒数第一。这一对比引发网民诸多非议。

　　其实，这些非议都不要紧，参看所有入选者的笔试成绩，相差均在10分以内，以笔试成绩论之，可谓伯仲之间，说明不了问题。无论从哪个环节来看，董海涛担任副处级的县级市副市长并没有什么程序违规的嫌疑。然而，为什么这一起符合干部提拔程序的人事调动引发外界那么多质疑呢？为什么人们会怀疑这一事件的背后绝非展现出来的那么简单呢？为什么即便没有违规，很多人仍然愤愤不平呢？

　　中央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有一个判断值得关注，他认为我国腐败的发展趋势应分为三个阶段：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权交易是第三个层面的腐败，目前开始凸显，这种交易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它不需要通过直接的经济利益来表示，而是进行一种权力交易。比如，我培养你的女儿当后备干部，你提拔我的侄子。玩得更高超的是多几个循环，甲官提拔乙官亲属，乙官提拔丙官亲属，丙官提拔丁官亲属，丁官提拔甲官亲属。如此一来，不需买官卖官不需送礼送钱，一切按照程序走，全部过程都可以公开透明，只要一符合条件，马上提拔，任谁也找不到借口反对，甚至很多时候连招呼都不用打。2011年，《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了曾在中部某县挂职的北大博士生冯军旗的调查报告《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进入权权交易阶段，一切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保驾护航，但这仅仅是看似合法，实际上是钻制度漏洞，是让潜规则大行其道，也是一种新型的利益输送。

　　从2011年的馆陶县80后代理县长闫宁，到如今的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他们都是在30岁左右担任副处级或处级干部，然而有这样阅历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唯独是他们引起社会争议呢？笔者估计，一是由于他们任职的是实权岗位，是某一地的“父母官”；二是他们的年龄与他们的背景引发猜测，很难完全排除“家人相助”的嫌疑；三是社会流动板结化趋势加重。当今社会普通人对某些地方向上流通的渠道过窄具有不满情绪，这些年轻官员只不过恰好触发了舆情，即便他们确实有才能、是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干部。当一些地方普通人越来越难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社会背景下，一旦当地出现一个青年政治明星，舆情自然会偏向于刨根问底，以解疑问。说到底，公众表面上质疑的是个案，实际上是对普通人向上流通渠道日渐逼仄的不满情绪表达。

　　我国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由此需要更进一步，应当扩大选拔平台，让更多的普通人可以通过更公开、更透明、更公平的方式进入到干部序列中，举贤固然可以不避亲，也应当尽可能地做到亲疏不有别，尽可能地避免权权交易的出现。与此同时，还应当扩大普通人各种向上流通的渠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智慧、勤奋与合法劳动获得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而不能变成“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各自行业中获得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各种人才都能被吸纳进各种行业，才能成就包括公务员体系在内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的光荣与梦想。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