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富国强兵策略为何半途而废

经济发达、财富积累，并没有直接提升军事实力

在王朝兴衰循环的大视野中，宋朝并没有任何神奇独特的地方，既非贫弱，也绝非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宋朝本身的兴衰仍然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这就是神宗时代富国强兵策略的半途而废。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通过王安石的理财，富国实现了，但是强兵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变法的主要内容，如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虽然也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增加民众的财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而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当时发动和主持变法的机构是宋朝的财政部门。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指斥王安石“与民争利”，王安石辩驳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美其名曰“理财”。

单纯的富国，并不能为变法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相比而言，强兵的旗号更加神圣正确，也让壮怀激烈的神宗皇帝心驰神往。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壮志;与契丹国澶渊之盟中的约定，让神宗皇帝感受不到大国的尊严;就连西北藩属党项族，也竟敢自称大夏，与宋朝分廷抗礼。即使不敢想象盛唐时期万国来朝、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荣耀，至少不能放弃太祖、太宗收复失地、统一疆土的使命，同时也要保证宋朝在列国中相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宋神宗对自己政治事业的期待。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宋廷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宋神宗又将其中相当部分储蓄起来，作为特别军费(封桩钱)。

然而，经济发达、财富积累，并没有直接提升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期间，王韶攻占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等州，并招抚河湟一带(今青海东部)吐蕃部族30余万人，拓地2000余里，史称“熙河开边”，这是宋神宗统治时期强兵方面最辉煌的成绩。然而元丰年间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乐城大败，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宋神宗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年仅三十八岁即英年早逝。

宋神宗去世之后，哲宗继位，开始时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司马光当政，司马光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并引发了激烈的党争。等到哲宗亲政，又重新起用变法派官员，打击元祐党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徽宗时期。哲徽两朝开边活动虽然仍在继续，但军事实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加强。“富国”政策既不能支持对外扩张，也不能用之于民，于是就表现为赤裸裸的敛财。宋徽宗或许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昏庸、贪腐的皇帝的事实。

同样的道理，即使宋代是一个经济文化特别灿烂辉煌的朝代，也不能扭转宋朝在军事上屈辱失败的命运。

或许有人认为，南宋的经济文化依旧发达，江南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上不但有朱熹完善了理学的思想体系，而且出现了陆九渊、叶适、陈亮这样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与此同时，南宋的军事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恢复，蒙古铁骑所到之处，能够抵御幸存的国家少之又少，南宋在宋金战争中立国，抗击元军长达数十年之久，在被元军征服的国家中可谓军事强国。

如果这些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比较北宋，同样是经济文化非常发达，南宋在长期的战争中恢复了军事实力，而北宋却因为片面强调文治、过度限制武人权力，对国防采取了消极因循的态度，最终酿成深重的政治军事灾难，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无穷的祸害与苦痛。

富国不一定能强兵。当然，为北宋的民众带来安定的生活和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和平来自于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军事实力以及积极高效的防御政策。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和平相处，将其理解为屈辱的城下之盟是有失公允的。但澶渊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军在澶渊之战中获得相对优势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战宋军一败涂地，等待宋朝的将是灭国之灾，而绝非一纸盟约，这一点在日后的宋金之战中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