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长期独掌政权的执政党，苏共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政策，在给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恶果的同时，也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失去了民众对她的信任和支持。思想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列宁逝世后，从20 世纪20 年代末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社会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好像这样的权威通晓一切、理解一切，什么都能应付。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历史时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例如，1952 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他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这个问题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要写真实。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

　　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正如马克思从前所抨击的那样：“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就连零散的批评、正常的争论乃至不同观点的出现，也常常被当成阶级敌人的蛊惑和诽谤加以排斥、反击和惩罚。残酷的党内斗争、大清洗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还有不断“发出的应该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的指示”，不断地从每个活着的灵魂中捉鬼抓妖，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社会氛围里，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社会生活被虚假谎言毒害了。长此以往，社会上形成了随大流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多彩的社会生活。

　　思想的停滞，理论的僵化，社会精神的消沉和怠惰，导致苏联社会进入停滞状态。对此，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1965 年，苏联克格勃逮捕并审判了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引发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从此，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执政党仍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境或流放。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

　　正当苏联在大力宣传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热烈争论共产主义何时出现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苏联却在停滞徘徊，国内经济滑坡，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精神意志消沉。但是，苏共没有对此进行客观的分析，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相反，继续用抽象的理论进行空洞的宣传，而群众则在切身生活中体察到苏共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他们由对现实的疑问发展到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动摇。由此造成苏共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严重下降，执政基础愈加弱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进入改革时期。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没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苏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

　　虽然，苏共在改革的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没有成为凝聚社会，引导社会的思想，相反，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实施，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反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到，改革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们，对改革将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潜在危机，对政治对抗和社会冲突的潜在能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改革时期各种关系的处理，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党政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和明确的说明。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改革即便不是那么轻松，也能相对地、无冲突地把社会带入新的状态。从而，改革措施大刀阔斧，毫无顾忌。“长期形成的社会徘徊不决和裹足不前，被仓促而就和一哄而起所代替。”政治过热，局势失控，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当局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

                                           （摘自《中直党建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