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未来十年将持续低迷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五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此影响下，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都无法走出泥潭，将长期陷入低迷。

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60%，这些国家目前陷入“三高”困境(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制约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从有关数据和指标可以判断经济在十年内走不出来。

美欧经济仍未见底。美国的金融形势非常严峻。当年次贷危机发生时，破产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只有30倍杠杆;而现在五大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美银)却存在更为夸张和巨大的杠杆比例，金融风险远未结束。所以，美欧应付这些烂账要很长时间，美国和欧洲都在往底部走，经济仍未见底，真正要把资产负债表修复，未来十年时间恐怕未必够，至少日本是20年没有走出来。

再工业化也不能将美国经济带出危机。通过奥巴马这几年的表现，特别是2008年的表现，可以判断奥巴马不可能将美国带回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太可能实现。事实上，美国这场危机仍未见底，经济还在往下走，尽管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促使制造业回流使得就业有所增加，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8.2%，美国还将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欧洲方面，欧元不会崩溃，这场危机会促使欧元成为一个有财政统一支持的货币，就是整合一个以德国模式为中心的财政平衡模式。这种整合要求的是欧洲财政紧缩过程。首先，整合过程本身就是逼着他们不断地在经济低迷中挣扎;其次，真正整合成功了，也一定是以德国为首的模式。所以说欧洲经济没有见底，而且未来十年没有力量跟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竞争，需要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事实上，欧美国家已经没有更好的吸纳投资的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未来所有国家都将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不排除一些国家因为调整不成功而经济瘫痪。欧洲普遍存在产业空心化现象，国家没有能力大投资以及危机导致的国家间“离心”等因素或将促使欧洲未来退化出一批发展中国家。

未来十年，世界大趋势的一条主线就是，主要发达国家将进入一个战略收缩期。这场金融危机严重损耗了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收缩。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托不住虚拟经济，因此需要调整以达到两者的匹配，涨实体和收虚拟两者要平衡，这个过程恐怕要十年。日本走出来至少用15年，现在过了五年，未来可能还有十年时间。这十年时间，它内部力量还在消耗，必须调动所有力量去解决这笔金融烂账。欧洲忙于解决自己的财政统一问题，无暇向外看，这是一个十年的战略收缩期。这十年的战略收缩期，就是欧美日在中东、非洲、南美的控制力都减弱的过程。

金砖国家也将进入收缩期。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都将是收缩期，他们对于外部环境的极大依赖是如此判断的主要原因。

全球格局将发生结构性变化

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个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全球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另一个是传统安全重新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将围绕传统安全展开。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现在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大西洋同盟的解体和太平洋轴心的显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总体来看，是美国力量调整和态势收缩，欧元区对美国的排斥，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全球力量中心向太平洋地区的移动。

世界格局是可能出现两个中心，一个就是以欧洲为主的环地中海地区，第二个就是以美国、中国为主要国家的太平洋地区，这就是地缘格局比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各主要力量向太平洋集中，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包括美国战略东移、俄罗斯战略东移、拉美四国的太平洋时代、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时代等，都向太平洋移动，实际都是被中国吸引过来的。

每年，欧亚集团都发表世界十大风险预测。2012年的十大风险之首是“恐怖终结”。“恐怖终结”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意味着作为世界的主要矛盾，“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相应的“传统安全”的影响力重新上升，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决定“传统安全”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与较量，而不是“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较量。诚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的、非传统的威胁同时存在，并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决定性威胁来自于传统安全，这一点已经有所体现。如此，独立主权国家，特别是强国——“国家主体”围绕经济、军事、金融或者制造、服务业等等各种实力较量重新展开，而竞争的地缘空间集中于太平洋。即形成了大陆国家集中进入太平洋，在太平洋展开权力角逐。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势的话，简单的“结盟说”就过于理想，也不一定符合现实。因为这个过程是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是依据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的结果才能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因此我们无法事先预想，我们应该与谁“结盟”，而必须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机会。这是一个力量动态变化的均衡过程，即动态均衡过程，我们的政策和战略也必须是动态变化的，且应是适应变化的，至少应该是OPEN的。

短期看，今年9月俄罗斯将主持远东APEC，普京政权也摆出了东进太平洋的战略姿态，但美国要重返亚太，二者形成天然对立。普京不参加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G8峰会，奥巴马也不来APEC，两巨头互不捧场，预示着两大能源、安全力量在亚太尚未找到合作的理由和方式，至少，竞争大于合作。而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伊朗这个中亚油库的延长线上，美俄较量更直接，围绕东欧的导弹防御体系，美俄更是正面对立。

位居中亚南向出海口的印度，一方面关切中东、伊朗和中亚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欲“东向”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与市场结合，同时不甘居中国之下，直取东盟，介入泛亚太合作区。

日本核电危机后，油气多元化意识增强，对世界油路倍加关注，积极调整战略，力争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资源，同时不放弃争取美国的未来廉价天然气权利。但单独行动，风险巨大，欲通过合作，左右逢源，长期打算。一是立足海外权益，合作开发多国间陆路、海路双重管道，主导地缘油气网;二是展开包括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和中韩的广泛自由贸易区，主导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三是立足地区金融货币合作，单独主导“非美元的地缘金融货币秩序”。如此，日本欲成为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门户”，而直接与美国联系，主导世界体系，胃口很大。

显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为：一是直取亚太，正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关系，确保世界体系大空间。二是展开双边能源合作，不搞多边合作。在贸易、投资和货币合作上，与一切可能的国家展开广泛合作，不偏不倚，确保中国资金、中国市场和中国货币的“独立位置”，在全球市场间竞争上，力求奠定“纽、伦、港”大格局基础，不营造小区域，不放弃对现行货币体制和现行关键货币的利用。现行货币体制，可作为未来人民币发展的有用资源，积极利用。三是取众家之长，构建中国版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保市场准入标准。环境、绿色、循环是下个时代的基础技术主题，将决定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环境市场具备决定世界标准的可能条件。中国应用好市场，挖掘潜力，立足长远，借用各家之长，构建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这是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的条件。

中国是唯一有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也是唯一有能力保持未来20年高增长的经济体。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十年战略收缩，恰恰是中国可以利用的，而要维持与发达经济体之间5-6个百分点的增速差，就需要解决好目前面临的困惑，释放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潜能，否则中国经济也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一样会陷入一个长期低迷期。

未来中国发展，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略都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那就是要解决13亿人口资源的问题。从国家来说，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主线就是满足资源需求。

以获取资源输入为核心目标的中国对外战略。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急迫，涉及到资源战略摆位的问题，所有其他外交、军事战略等都应以这个作为核心。手段可以是多元化的，包括生产体系外移、资本输出、用资本收益获取资源等。围绕获取资源，未来十年中国国际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与前30年生产产品、输出产品不一样，未来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拉美等地，而生产的本地化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借助资本输出收益购买当地的实物资源。这种国际化模式的变化也使得中国海外资产从单一美元的证券变成生产资本，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1.5万亿左右花在美国债券上的钱，就可以逐渐稀释、转移，在其他方面得到有效利用。

未来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欧美目前这种相对来说自顾不暇的困难形势，积极向非洲、拉美，特别是非洲国家转移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表现在很多领域，如从相对低端的纺织、制鞋开始，产业链逐步提高，一直到高端的几大战略产业等。这样的话，有可能在五到十年之后，在非洲这些地方将开拓出一个比较深、比较广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大宗进口商品，特别是初级原材料，实际上有一些不见得非得拿到中国来，比如粗钢什么的，也可以在非洲这些国家就近进行比较粗的加工和冶炼，这样国内的水、空气等等环境压力会大大减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就业率。非洲当地对于中国的项目大量使用中国劳工非常有意见，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也可以减轻这种批评的压力。另外，在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应该下大力气试图与当地实现经济一体化。

以增加在中国国土上的固定资产投入，改善整个中国资源或者经济布局为目标的对内战略。这种战略主要是以城市化为路径，当然还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回顾世界几百年来发达国家崛起过程，都有一个规律性的特征，起飞的基础都是“七通一平”式的固定资产的投入。意大利建城市，不光是修建城楼，还有码头、交易中心;荷兰是运河、水运体系、防灾体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美国也是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因为这种投入导致土地价值升值，能从单位土地中间产生更高的价值。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经济地理进行一次再造，这种再造的核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投入。比如像调水，看起来好象短期内见不到效果，但是隋炀帝开凿一条大运河，就决定了从隋以后到清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导致了东南沿海漕运体制的建立。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包括像高铁、重载铁路，整个国内管道化的基础建设等。中国应该搞这种强度的固定资产投入，当然这种投入必须可承受、必须有经济性、必须规划好才行。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