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项秘密协定。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事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定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

　　但蒋介石对此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甚至还想据理抗争，最近刚刚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使我们对于蒋介石在雅尔塔协定签订前后的态度及其变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蒋介石打探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1944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的交谈中获悉，美国强烈希望苏联早日对日作战，不久美、英、苏三国首脑将会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而苏联则以取得旅顺港作为参战的条件之一，对此英、美两国似乎并无异议。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深知这一情报的意义非同小可，接连致电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蒋的警觉，并开始就此进行准备。

　　194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继乘机飞抵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第二天斯大林也赶到，三巨头立即聚在一个名叫雅尔塔的小镇进行秘密谈判。会谈的目的是美、英双方希望苏联尽早落实对日宣战的时间，苏联则为参战提出诸多要求，除了要得到日俄战争时沙俄失去的利益，还有许多内容涉及中国的主权，包括：保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列为国际港，保障苏联在该港的特权；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包括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之公司联合经营。罗斯福为了尽快让苏联出兵以减轻美军的伤亡，对于斯大林的要求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上述涉及外蒙古、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相关协议需要征求蒋介石的同意，而斯大林则建议此事应由罗斯福向蒋介石通告，并保证获得其同意。三大巨头还达成一致协议：“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溃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还是在雅尔塔会谈召开之前，苏方曾要求中国外长尽快到莫斯科举行会谈，以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对此蒋介石早有准备，2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与苏方谈判时所需坚持的原则：

　　俄国催促宋部长访俄之提案须先告彼，拟提：一、欢迎其加入对日战争；二、东北铁路交通与大连自由港问题；三、中俄经济合作，新疆包括在内；四、中俄新疆边境之协防及履行交换罪犯之旧约；五、外蒙问题；六、重订互不侵犯或同盟条约；七、朝鲜问题；八、战后对日处置方针。其中五、六、七各案应慎重考虑，其是否提出及利害如何。

　　2月6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约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几人商谈有关赴苏谈判前的准备。王世杰主张目前不宜明确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但必须对中苏间的重大问题，如中苏同盟、东三省及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中共、新疆等问题有所准备，预定方案，在谈判中视当时情势及苏方态度而决定。但此时苏方又借故托词，将中国外长访苏的时间向后延宕，这不禁引起中方的怀疑。蒋介石即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延展子文访期，可知罗、丘、史会议已毕，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又延至五月以后矣。”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签署的雅尔塔协定，对战后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月11日，雅尔塔协定签字，尽管英、美、苏三方对密约内容秘而不宣，美方仅将表面上的决议通知中国政府，但蒋介石及国府最高层官员对此则心存戒心，他们已敏惑地嗅出这个协定一定包含涉及远东及中国方面的内容。蒋介石在2月份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写道：“罗、丘、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单引号内文字系经涂改，不知是否为日后所增加。——引者注)不久，驻苏大使傅秉常亦来电密报他所了解到的密约内容，这就更增添了蒋介石心中的怀疑，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其后蒋又在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指出：“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决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