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近年来，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掩盖了历史真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历史上第一位按照民主的法律程序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领导人。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过程真的是如此民主并光明正大吗？本文拟对袁世凯攫取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以及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经过略作分析。

　　一

　　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通过假立宪与伪共和将革命的胜利果实据为己有，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南方革命派与清廷进入和谈阶段。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清廷军政大权的袁世凯也一度答应与革命派议和，但他有攫取民国总统的野心，却无赞成民主共和的诚意。

　　此时的袁世凯，摆出一副对清廷忠心耿耿、肝脑涂地的姿态，坚持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南北议和开始之前，袁世凯召集群僚，确定和谈的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张国淦编着：《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89页）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时期确曾力主实行君主立宪，但在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拥护共和政体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袁世凯也明白君主立宪没有市场了。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认识到：“大势趋于民治，清运已垂终矣。”（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更何况袁世凯周围聚集了一批抛弃君主立宪的幕僚不断为其出谋划策。

　　既知君主立宪已无路可走，清廷亦无可挽救，为何袁世凯依然在公开场合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做出“捐躯图报”的姿态呢？袁世凯的目的是利用辛亥革命与南北和谈之机，以“君主立宪”为名，一面扮演朝廷的“忠臣”，换取清廷的信任，一面对革命派施加压力，以夺取大总统之位。

　　袁世凯的假立宪心态，可用北洋军诸将领在国体问题上的前后态度变化予以证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鼓动北洋将领40余人发表通电，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联名致电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袁世凯不满孙中山先于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因此欲仰仗北洋军，以坚持君宪、反对共和之名攘夺大总统之位。待袁世凯确定孙中山在清帝退位后会将大总统之位让与他时，1912年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40余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就在25天前，同样是这些北洋将领还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北洋军惟袁世凯马首是瞻，这些将领态度的前后变化可以说是袁世凯真实心态的生动写照。

　　为了早日继任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7页）以此来表示自己与君主政体划清界限，拥护“共和”的决心。但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民主共和，这是因为：

　　首先，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际的重大政治立场瞬息万变，极不坚定。从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声明坚持“君主立宪”，到1912年1月26日授意北洋军将领赞成“共和”，前后不足三个月。如果再看其操控下的北洋军将领的态度变化，则只有短短25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袁世凯没有真正完成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彻底转变。他喊出的“君主立宪”、“共和”等口号都是虚假的，其真实的做法在于“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辛亥革命史料》，第298页）大总统之位及其权力才是他最关注的。

　　其次，袁世凯的政治口号与其政治行为相背离。尽管孙中山等革命派愿将总统之位相让，且有诚意同袁世凯和谈，但革命派是有坚定原则的：清帝退位；袁世凯必须同清廷脱离关系，为完全的中华民国国民且绝对赞成民主共和。因此，袁世凯只有打出“共和”的旗号，才能找到与革命派和谈的基础，获取革命派的信任，取得大总统之位。南北和谈期间，袁世凯与革命派貌合神离，数度暴露“伪共和”的面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袁世凯极为不满，他企图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主张清帝退位后，南京政府即行解散。这一要求被孙中山断然拒绝。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诏退位。袁世凯又在退位诏书上做文章，以清帝的名义授权自己另行组织临时政府，自为总统。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颇值得注意：“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83页）这句话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由其幕僚添加进去的。（《辛亥革命史料》，第318页）共和政府不由民国临时议会选举产生，而由清廷委任的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十分荒谬。革命派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识破了袁世凯的阴谋。孙中山特别致电袁世凯：“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袁世凯）明于理势，当必知此。”（《辛亥革命资料》，第144页）袁世凯自知理亏，也承认：“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体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页）

　　袁世凯伪共和的政治表现，说明他与革命派在根本精神上是格格不入的：革命派虽已默许袁为将来共和政府的总统，但共和政府的基础必须建立在民权之上；袁世凯所希望的共和，是总统大权的共和，除了取得总统的地位以外，还要把共和政府的一切大权揽入总统手中，要作一个与皇帝类似的总统。革命派坚持由清帝将一切大权交还国民；而袁世凯希冀清帝将一切大权转让于他个人。（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因此，袁世凯并非真正拥护民主共和，只是为了得到不受任何限制的大总统的权力。如果仅凭袁世凯口头赞成“共和”，孙中山遵守承诺让位，且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等因素，就认为袁世凯通过民主法律程序当选大总统，实在是被袁世凯的虚伪政治表现所迷惑。其后袁世凯帝制自为，更是打破了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所说“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

　　二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很快就背弃了先前诸种承诺，做出了一系列破坏民主共和的举动。根据《临时约法》的精神，新政府实行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就职后，主张采用总统制以便独揽军政大权，内阁遂成为政治摆设。国民党人宋教仁素主政党内阁，为袁世凯忌恨，遭到暗杀。

　　袁世凯不经国会通过，擅自与英法德日俄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条约。这一行为，严重违犯了《临时约法》。南方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也以失败告终。至此，袁世凯认为中国可以武力统一，政治可以独裁，“种种非法行动，毅然为之而不顾。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四字矣！”（《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7—58页）

　　袁世凯亟亟去掉临时大总统中的“临时”二字。《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只有宪法才会产生正式总统。按照法定程序：先由国会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进行总统选举。但宪法的制定需时较长，袁世凯等不及制定出宪法后再进行总统选举，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1913年8月，他故伎重演，发动全国十九省区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10月5日，《大总统选举法》公布。翌日，总统选举会举行。

　　这次总统选举颇为滑稽和耐人寻味。国民党方面，“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海外。还不到两年时间，在袁世凯的阴谋与打压下，民国的开国元勋变为“捣乱分子”，国民党方面未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进步党虽提名黎元洪，但黎表示不参加总统选举。因此，袁世凯是最有可能当选总统的。但袁世凯对国民党心存顾虑。尽管经过袁的打压，国民党实力大不如前，依然在国会中有392个席位，势力不容小觑。正式总统选举在即，袁世凯也做了一些准备：他令梁士饴收买了近百名国会议员，成立了“公民党”，专为大选拉票。同时，他还安排了由大批军警乔装打扮的“公民团”，名为代表民意助选，实则待选举难产时，用强制手段干涉选举以达目的。

　　10月6日上午8点，大总统选举会正式开始。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全部出席，加上进步党及其他党派，合计出席人数759人。会场之外，由三四千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吵嚷叫嚣，早已把选举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不令选举人出院门一步。”（贝华：《中国革命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辑，第114页）

　　会场内的众多议员中，公民党与进步党基本都倾向于赞成袁世凯。部分国民党议员希望待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再通过制定新宪法限制他的权力。因此，这部分国民党议员也准备投袁世凯赞成票。但袁弄巧成拙。他一方面收买了公民党与进步党议员，安排他们在会场内监视国民党议员填写选票；另一方面指使“公民团”包围会场，胁迫议员选举，严重侵犯了议员行使选举权的自由。一些有骨气的议员本来打算赞成袁世凯，此时也不打算投赞成票。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均未达到法定票数。时已正午，未选出总统，议员不能进食。在“公民团”的包围之下，议员不能随意出入会场。进步党本部送来面包点心，“公民团”阻止其进场，经解说系拥护袁世凯者方准进入。国民党本部也援例送来食品，则被阻挡场外，“公民团”叫喊：“饿死也是活该”。（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第二次投票，袁世凯得497票，黎元洪得162票，还是没有达到法定票数。当时已是傍晚时分，议员们饥肠辘辘，但总统未选出，不能散会。根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当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因此，议员们在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决选。为了更快地选出总统，选举会规定：投选此二人之外的选票，以废票论。议员们在内有监视、外有胁迫的情况下，也明白此次如果袁世凯不当选总统，选举不会结束。在进行第三次投票时，一些议员不得不把票投给袁世凯。这次袁世凯得507票，超过出席议员总数之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此时已接近晚上10点钟，议员们忍饥挨饿，遭受恐吓与威胁长达14小时。选举结束后，“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岁”散去。

　　1913年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两周年之时，袁世凯发表就任宣言，冠冕堂皇地说：“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1页）岂不知他就是肆意践踏与破坏中华民国法律之第一人。民国成立伊始，法律体系虽尚不完备，然非无法可依。1912年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将清末《新刑律》经过修改，定名为《暂行新刑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内部自印本1980年，第54—56页）袁世凯派军警包围会场，胁迫选举，严重触犯了《暂行新刑律》中的“妨害选举罪”。违者除缴纳罚金、处有期徒刑外，还要褫夺公权；处三等有期徒刑以上者“于十年以下二年以上，丧失其选举、被选举之资格。”（《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275页）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总统选举，充斥着暴力与胁迫，完全是非法选举，在中国乃至世界宪政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袁世凯并非通过民主的法律程序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通过假立宪与伪共和取得临时大总统之位；随后又以总统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为取得国家最高权力，不断破坏民主法制与共和，直至完全摧毁共和，恢复帝制。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