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第一共和国既短暂又脆弱，却在法国人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即：自由、平等和博爱，攻陷巴士底狱，三色旗，马赛曲，共和历法以及共和国的拟人化形象——玛丽安娜。正因为这些文化表征，大革命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法国人最终选择了共和国。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道路崎岖，但共和主义仍通过文化上的发展和普及，最终牢牢扎根于第三共和国的民情之中，成为法国人国家认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以来对于国家形象的文化塑造。当时的法国人热衷于借助文化遗产，借助过去、记忆和想像来重构国家形象，以形成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如米什莱、雨果这样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为共和辩护；也有借助著名历史人物，如贞德或伏尔泰的 “神话”，来宣传共和。米什莱在他的 《法国史》中就将贞德描写为一个激发民族情感、使法兰西走向统一的共和式传奇人物。弗雷米埃所创作的贞德塑像，则完全将她刻画为一个共和者。 1874年，这座塑像被安放在巴黎市中心的金字塔广场。它高贵而庄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共和主义想像。在共和主义者的心目中，贞德就如同玛丽安娜的姐妹。同样，伏尔泰也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在象征着共和国的法国先贤祠中，伏尔泰处于中心地位，围绕着他的，有卢梭和狄德罗，有孟德斯鸠、布丰和博马舍。 1878年，法国人甚至将连接共和国大街和民族大街的道路命名为 “伏尔泰大街”，以强化他的共和表征。这样，在历史的建构中，法兰西最美好的过去、最伟大的人物都与共和主义紧密相联，这无疑加强了对于共和国的认同。

　　同时，共和国认同的形成也与19世纪法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19世纪法国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公民文化逐步形成，这一过程又和法国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相结合。在文化生活中，在文化性的公共空间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征。报刊、沙龙、论坛、科学院、展览会等公共空间，是人们自由而理性地发表意见、互相讨论以形成公共舆论的场所，也是培养公民意识的舞台。所有公众都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展览会，这无疑是民主意识最生活化的体现。这样的文化，显然与共和主义有着天然的交集。随着公民文化与平等精神的深入人心，一种融合了公民、自由和平等的共和理想才越来越为法国人所接受。一如米什莱所言，国家就是精神的统一体。正因为共和精神，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得以建立；而这种精神与共和的政治制度及价值体系的结合，则使得共和国变得更为牢固。

　　由于了解到精神和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第三共和国致力于形成一种同质性的共和主义文化，以激发共和精神、培养公民意识，节日和教育就是主要的载体。 7月14日，作为对攻陷巴士底狱和联盟节的双重记忆，成为了第三共和国的国庆节。在这一天，有盛大的阅兵式，以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有各种庆祝和娱乐活动，如高唱 《马赛曲》，以分享情感。而教育则是为了传递自由宽容的理念、培养道德，尤其是让每个公民学会自己思考。一些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课程得到了强调和精心安排，如历史、地理、伦理和公民教育等。教师们希望通过每天的讲述，通过 “精神、美德和理想”，使学生的心灵变得更为崇高。

　　建立统一的共和主义文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和冲突。在共和国的文化中，冲突文化一直存在。政治上不同派系有着各自的文化立场和见解。然而，这种分歧和冲突并没有抹杀对共和国的认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因为文化宽容，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基础。

　　20世纪下半期以来，法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由此，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提出 “文化例外说”，要求对法兰西文化进行支持和保护。这一观点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在法兰西共和国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这个共和国中，各种文化都与精神和国家相关，故而需要国家的支持。可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共和主义文化已经内化为法国人基本认同的一部分，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最坚实的基石。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