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的产生，固然有自然条件、个人禀赋、发展水平的现实差异，但体制性障碍才是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相脱节、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不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重庆“共富十二条”，直指三个差距的根源，体现了敢为人先的勇气，更彰显了创新创造的智慧。

　　招数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制度通道

　　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比如城乡二元结构，根源往往在体制机制上。一般而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面积存在，且是“硬骨头”的问题，都有创新的空间。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关键要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畅通农民转户通道，这是缩小三个差距的“撒手锏”。重庆在全国率先启动农民工户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户口本，而是对自愿转户进城的农民工，确保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城市保障一步到位，实行农村土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这既是保障农民工平等权和财产权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遵循农民意愿、赢得农民积极响应的重大社会变革。

　　“住有所居”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无论过去完全靠政府保障还是完全商品化，都没能解决好老百姓的住房问题。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模式，尤其是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等“夹心层”提供住房保障，形成30%—40%的城市人群住房保障由政府提供，60%—70%的城市人群由商品房市场供应，这才是治本之策。

　　招数二：突出薄弱环节，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通过加大工作力度就可解决，关键是要找准薄弱环节，及时对政策和管理方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是每个家庭的共同愿望，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空巢老人的老有所养问题，越来越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重庆提出实施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两大“关爱行动”，将切实消除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明显提升百姓家庭的幸福感。

　　消除社会贫困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留下的都是“硬骨头”，重庆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脱贫计划，两年率先在全国消除绝对贫困，三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并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将持续提高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优先地位，必须确保城乡低收入群体实际生活水平与其它居民同步提升。重庆提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就是以制度化的安排，使城乡困难群众生活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招数三：注入市场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往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效率。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这只“手”，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是实现资源的盘活、盘强之道。

　　当前的农村，尤其需要市场这只“手”发力，健全流通融通体系。重庆把股份合作制引入农村，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农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户、到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犹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会促进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如果不能实现流通，变为显性的恒产，就是一堆“死资产”。全面推进“三权”抵押融资，就使农民手里的“死资产”变成了上千亿元的“活资产”，成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竭之泉。农房要提升价值，就要提升品质，提速推进农村危旧房和农民新村建设，会有效地促进农房增值。农村宅基地要提升价值，我们有国家赋予的“武器”——地票，通过“地票”交易，既额外增加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又让边远农村分享到级差地租收益，且净收益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招数四：以开放思维，突破约束边界和条件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就会形成相应的格局和体系。改变原有边界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往往会带来突破性发展。

　　创业是致富之道，创业者所集聚的财富往往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推动全民创业，才能使更多群众拥有财产和财产性收入。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规模，关键是缺乏市场主体发育的环境。重庆推动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倍增计划”，对大企业主要是给予平等的竞争条件，对中小企业主要是解决融资难问题，对微型企业主要是给予创业资本金补助，对个体工商户主要是降低准入门槛，这就在政策上形成了“创业富民”的支撑体系。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衣食住行和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都要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制度要相互衔接，标准也要逐步缩小。比如，逐步实现各类社会保险全市统筹，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等，有助于扩大社保资金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支付标准。

　　振兴区县经济，重在加快区县城发展，引导人口、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充分流动和开发利用。比如，整合各类专项资金支持31个远郊区县城功能提档升级，市属国有企业集团融资帮扶“两翼”区县建设特色工业园区等，都是通过“外力”助推区县形成内生发展机制。

　　招数五：加强统筹兼顾，构建利益平衡新格局

　　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有兼顾好各方面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能解决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调节，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效益、管理层薪酬同步提高，每年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都会使一次分配更趋合理。我国直接税比例过低，间接税比例过高，导致低收入者实际税负重于高收入者，积极争取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就能更好地发挥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重要调节作用。

　　公共财政对调节分配格局具有杠杆作用，坚持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将区县财政供养人口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都是对不合时宜的分配格局进行的重大调整。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重庆坚持“国进民也进”，将国有资本收益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社会属性。

　　缩小三个差距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可以容忍改革失误，但绝不允许不进行改革。要坚决克服各种“改革疲劳症”，防止任何“精神懈怠状”，对一些已经初步建立新体制的领域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深化，对一些尚未触及的领域加快“啃硬骨头”，对一些甚至出现了旧体制“复归”的领域下决心再次改革。这样，缩小三个差距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重庆定能为全国促进共同富裕探出一条新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实践范例。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