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纪律文化研究

　　强调组织纪律性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党的纪律都是党的全部工作中一项突出重要内容。纪律建设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和功能的文化形态和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在实践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而来的，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是法治文化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

　　党的纪律是党内各种规章制度原则的总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办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十分强调纪律的意义。马克思1859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列宁在建党问题上，明确指出了党是有组织的部队，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集中统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统一的纪律。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高度重视纪律工作，纪律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面临把党内各种成分的党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社会由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在建党初期的党员主要构成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极其繁重。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随着形势发展凸显出来，思想领导的实现必须依靠组织制度做保证。1929年的古田会议就是对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清除，在应对策略上强调了两个基本方法：一是教育，二是法规、制度与纪律约束。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是观念上的引导，一个是行动上的规范。其目的都是为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凝聚战斗力。对于党的纪律而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战斗力，二是形成自觉性，三是形成感召力。所谓的战斗力，就是要从“四个服从”出发，以绝对服从的精神执行党的决策，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党的意志和个人行为的统一，也保证了组织政令的畅通，这在组织行为上是战斗力的重要表现。所谓自觉性，要像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刘少奇批评的那种机械的纪律缺乏的就是党员自身认识上的自觉和自省，这种自觉是从约束的必然中走向主动约束和创造性约束的自主，是党员党性修养高境界的表现。所谓感召力，就是指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的力量。1937年的“黄克功事件”曾震动全党，对黄的处置成了焦点。黄当年26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党内一些同志和群众为之求情，而毛泽东则认为如赦免，则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对黄的处理，体现了在纪律面前无高下，甚至对党员特别是老党员、高级干部更严格的要求，在道义上和自身的感召上形成了巨大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党的伟大形象。在我国革命时期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中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辉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所以，党的事业的成功与否与纪律的执行状态密切关联。

　　党的纪律文化的形成发展

　　铁的纪律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一大显著标志。共产党的党纪观是随着党的发展而不断成熟的。在党章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这种成熟。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强调了加入党组织的纪律、党员的派转监督的纪律、党的主张和党员身份保密的纪律。特别是《纲领》确定的保密纪律，成为历届党章完善发展的基础。“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强调了每个党员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和党保持一致的纪律，同时专设了关于“纪律”的章节条目，对纪律要求进行了细化。192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在这个党的章程里强调了遵守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的义务，是对纪律认识的深化，也为全党形成自觉的党纪观奠定了基础。文件的另一个特点是设立了党的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并提出了对违反纪律行为要通过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法审查，使得党的纪律建设在机构设置上更加专门化、合理化，这个修正案对于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党到延安以后，对纪律建设有了新实践。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对全党进行党的纪律教育的要求，在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规定了党的各级组织职责任务的基础上，特别提出了“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全党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在六届六中全会要求的基础上，“七大”的党章鲜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这一表述明确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七大”的党章从根本上树立和形成了党的纪律建设结构的基本形态，对党的纪律传统与文化的形成发挥了突出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对纪律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纪律建设有了新突破。党的“十二大”党章把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作出了比较充分、具体、严格的规定。有两个重要表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第一个是提出实行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个是强调党员遵守党纪与遵守国家法律的统一。这两个重要原则的形成，为以后党把依法治国作为执政的基本方略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十二大”党章构建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为后来者所遵循，以后的历次党章都是在其基础上作的调整修改。

　　从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看，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纪律文化传统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纪律建设以自律和他律的制度建设为基本形式，以检察监督为保障手段的纪律工作体系，贯穿其中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事业的信仰追求，是一种坚强的组织团结意识和精神，这种意识、精神以及所有的历史实践，都自然地成为了党的纪律文化的一部分内容。

　　党的纪律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传承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对于发扬党的纪律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对此，我们从党的纪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关系入手，研究值得重视的问题。

　　党的纪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在根本方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纪律建设是经历党诞生发展90多年来的经验智慧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经验和教训不断丰富着党的理论建设。党的纪律传统从强调铁的纪律，到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党纪与国家法律的一致性，再到强调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要做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样的发展脉络表明了纪律建设是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作出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选择，是党对历史各个阶段不同任务的回应。党的纪律文化的发展与党的法治建设这个目标相一致，依法治国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相统一，无论国家还是政党，都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要受法律的监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包含了在党的纪律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成的党的法治文化，党的纪律建设的传统作为党的作风将在党的法治文化建设，也将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党的纪律文化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必须逐步推进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纪律文化能够为法治文化建设发挥引领作用。“八大”的党章指出，没有纪律，党绝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在今天没有良好的纪律文化建设，就无法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出力。从党的纪律文化建设的基础看，是有较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党的纪律建设体现出的组织性、规范性、严肃性对于建设法治文化而言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基本准则。党的纪律实践走在了准则要求的前列，党的组织性决定了如果违反党的纪律将面临严格的惩罚。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处罚力度比一般群众的处罚力度要大很多。对于党员而言，面对的约束是双重的，即党内法纪约束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因此，党员违纪违法的成本是普通群众双倍以上的。与党的纪律文化体现的严肃性相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自觉性。党的纪律不是机械性的惩罚体系，也是建立、规范并内化党员个体的自我审查意识和能力的手段。这种自觉性是在纪律的约束下形成的个人观念上的主观能动性，它的形成就会为党员感受纪律、超越约束而形成能动性习惯奠定坚强的基础。在这些方面，党的纪律文化建设的经验可咨用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党的纪律文化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文化，尽管法治涉及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党的纪律文化和纪律传统并不会因与法治建设目标的一致而逐渐削弱，反而更会得以加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只有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加强，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更加坚强地领导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党的纪律建设不仅仅是要走在法治文化建设的前列，而且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党的纪律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和作用，就如何更有效地创新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方式方法，如何进一步探索党在领导法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回答。

来源：前线网